音乐价值的社会学审视

摘  要：长期以来，人们对音乐价值的理解往往局限于个体的层面，而音乐的社会价值则不被关注。本文从社会学的角度审视音乐的价值，认为在当代社会，音乐具有较强而独特的和谐社会价值，表现为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提升社会文明程度，增进国际理解与交流。

关键词：音乐  音乐价值  社会学  和谐社会

音乐是人类精神文明的结晶，随着社会物质文明的发展，音乐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了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人们对音乐作用和价值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越来越深刻。可以说，有多少人聆听音乐，音乐便体现出多少种作用，有多少人研究音乐，音乐便具有多少种价值。

不过，对于音乐价值的认识与研究，长期以来我们更多地是从美学、教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审视和展开的，人们往往更多关注的是音乐的个体价值，即它对于个体的生存与发展所具有的价值，而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研究与审视音乐的社会价值则相对薄弱。为此，本文将对这个问题进行初步探讨。

我们认为，在当代社会，音乐具有和谐社会的价值，具体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促进人与人之间和谐共处

    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与沟通。在交通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与理解却越来越困难，这给人们带来了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导致新的生存压抑和孤独，也使社会失去应有的平衡协调。寻求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途径和方法已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音乐在这方面却能够发挥出重要的价值。

    托尔斯泰曾说：“艺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之一。”“如果一个人读了、听了或看了另一个人的作品，不必自己作一番努力，也不必设身处地，就能体验到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把他和那另一个人联合在一起，同时也和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艺术作品的人们联合在一起，那么，唤起这种心情的那个作品就是艺术品。” “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消除个人的离群和孤单之感，就在于使个人和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i]

    艺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价值，是因为艺术的本质是审美，而审美的超越性，使艺术超越了某些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界限而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作为审美典型形态的世界通用语言的音乐，更是可以跨越时空，让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远在天边”的人心灵相通而“近在眼前”。对于艺术的审美超越性，美育专家杜卫教授做了这样的阐释：“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总带着一定的民族、时代和阶级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殊定性渐渐地不为欣赏者所注重。另一方面，作品中所包含的普遍人生意义和无限生命价值却更加突出。这几乎是艺术作品传播当中的一个规律。……自古至今，艺术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与功能是人类彼此沟通、理解与相爱。这体现为对故乡、亲人和自然的爱与怀恋，对改变人类命运的强烈渴望，对战争、罪恶、暴虐和专制的控诉，对死亡的抗争与超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善良而懦弱者的同情……总之，是对生命的关切，对他人的理解与爱。”[ii]因此，一切优秀的音乐作品，都是对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呼唤，作曲家、演唱家、演奏家的创作和表演，都是一种与欣赏者的对话，而欣赏者的接受期待也正是对一次心灵交流的企盼。

    音乐促进人际交流，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还因为它作为一种唯一的世界通用语言，具有超日常语言的对话传达功能。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能表达明确语义的日常语言在通用，而人类又需要将自身的生存感受与经验鲜活地表达和传递，这种表达与传递可以通过音乐这种非语义性的语言得以实现。音乐没有明确的语义，但它却能非常深刻、精确地表达自身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说，音乐语言不是模糊的，相反比日常语言更精确，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的一种最精确的表达方式。有人说，语言停止的地方就是音乐，我们还应该说，语言无能为力之处就是音乐的价值所在。音乐超越了语言界限，突破了各民族语言之间的隔绝，“我们即使不懂意大利文，照样可以体会普契你尼割据的深远意蕴；我们即使不懂德语，仍然可以同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产生心灵的共鸣。因此，非语词性的艺术对话是人类彼此交流的普遍和有效的手段。”[iii]

    杜卫教授在《美育论》中，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音乐在促进人际交流与沟通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他认为，美育过程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一个能有效突破对话障碍的“审美场”，这个“审美场”是一个情感世界，它来源于日常生活世界，但又超越日常生活世界。在这个审美场中，人类的情感表现得到暗示和激发，并感觉到情感表现的社会性保障，内心情感的直接显露是安全的。上述观点，在音乐艺术中得到了最好的应证：内向的人会随着音乐大喜大悲，真情流露，激情迸发；不善言语的人可以借助于音乐与古人对话，与不同民族国度的人交流。此外，在审美场里，人类彼此合作的精神也能得到充分体现：“每一次合唱，每一次集体舞，每一出戏剧演出，都使参加者在一个共同分享的情感经验领域中达到交流与理解。每一次电影欣赏或戏剧欣赏，每一次聆听音乐会，都会使参加者获得一次情感的共鸣，此刻的影剧院或音乐厅成为一个情感世界，由于分享共同的情感经验，每一个个体的情感都向四周荡漾开去，于弥漫着情感意识流的审美场中，人们获得了一次真挚深切而又无言的集体心灵对话。”[iv]

上面这段话，实际上体现出的不仅是人类的彼此合作关系，还是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关系。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有差异的协调；作为一种内心体验，是一种与他人的情感发生共鸣的和谐感和幸福感。正如古希腊柏拉图所说的，音乐通过将相反因素导向和谐，体现了它的爱的本质。音乐和音乐教育，通过发展个体各种艺术审美素质和能力，同时也发展着各种爱的需要、能力和意识，它自觉和有效地把音乐使人类心灵相互沟通与融合的功能引入教育过程。爱就是创造性地突破人际的隔绝，透过心灵的栅栏，实现人类彼此融合的过程。音乐和音乐教育发展情感的表达与理解能力，也就是培养爱的能力。而也是一种追求爱和创造爱的态度，这种态度类似于审美态度，它是无私的，但不是无个性的，而是追求个性与他人的协调。它是热忱的，具有爱的态度的心灵是敞开的，怀有一种渴望与他人交流对话的热情，与之相反的是冷漠与麻木。音乐无时无刻不在唤起个体内心的生活热情，帮助个体敞开心扉，克服心灵的麻木，打开心灵的枷锁。爱的态度又是一种注重过程的态度，这与无外在追求、不计较直接外在功利的审美态度又是内在一致的。爱美爱音乐的人是追求情感超脱的人，而以这种超脱的心去看人待人，便可以克服由功名利禄设置的人际障碍，更加珍惜人类彼此交流情感的体验过程。爱是一种共鸣的喜悦，是一种幸福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的特征也同时是审美愉悦的特征。有了爱，个体内心最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便与他人的个性化体验产生了共鸣，而只有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快乐沟通协调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快乐。

二、提升社会文明程度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提升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是音乐艺术所具有的和谐社会价值的又一体现。

    有专家指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两大经济支柱是艺术产业和信息产业。确实，艺术特别是音乐，可以说是当今社会里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追星、音响、光盘、影视、装饰、音乐考级与比赛、演唱会、艺术启蒙等等，能让人痛痛快快地掏出大把大把的钞票，这还只是音乐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音乐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效益更是难以估量，比如，通过播放背景音乐可有效提高生产工作效益。工厂车间播放背景音乐，使工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生产效率自然得以提高；经常有报道，奶牛厂、养鸡厂等动物饲养厂里播放背景音乐，产奶多，生蛋多，动物长得快。而在商业餐饮业，音乐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如餐馆里播放背景音乐，能使顾客心旷神怡，食欲大增，需要点上更多的菜肴。超市播放音乐，则可大幅增加销售量。美国有一家超市，最近计划投资10多万美元来搞背景音乐，就是看中了这笔投资后面隐含的更大的经济效益。这里还介绍一个很有趣的实验：

不久前，英国莱斯特大学的研究人员为了证实音乐是否会对顾客的购物倾向产生影响，在一家超市的售酒柜台进行了一次实验。他们首先在货架上分门别类地摆好4种德国酒和4种法国酒，这些酒在质量上可以说是相差无几的，而且明码标价，还公开了酒的生产地及其国家。然后开始播放轻音乐。根据实验安排，第一天播放的全是法国曲调，第二天改为播放德国音乐，就这样，整整播放了两个星期。实验结果是：什么时候播放法国音乐，那么法国酒就十分好卖；哪一天售酒柜台响起了德国乐曲，那么德国酒又行销起来。这个实验表明，音乐的“导购”作用十分明显。

上面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音乐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不过，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音乐在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

相比之下，音乐的和谐社会价值更深刻地体现在它能有效地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

早在18世纪，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就认为，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败与粗野，以及人性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做准备。

    席勒指出，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他们的国家虽然组织简单，但却是一个和谐的集体。近代，由于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变成强制的国家，人只能发展他身上的某一种力，从而破坏了他的天性的和谐状态，成为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这种片面的发展，对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但个人却为了这种世界的目的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性格的完整性。因此，近代人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

    席勒认为，政治上的改进要通过性格的高尚化，而性格的高尚化又只能通过艺术。艺术虽与时代有联系，但因艺术家心中有一个由可能与必然相结合而产生的理想，他的创作是发自他心中纯正的理想性格，因而高尚的艺术不沾染任何时代的腐败，它超越时代。艺术家不是以严峻的态度对待他的同时代人，而是在游戏中通过美来净化他们，他使他们在闲暇时得到娱乐，不知不觉地从他们的娱乐中排除任性、轻浮和粗野，在慢慢地从他们的行为乃至意向中逐步清除这些毛病，最后达到性格高尚化的目的。他说：“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在两条歧路上彷徨，一方面沦为粗野，另一方面沦为疲软和乖戾。我们的时代应通过美从这双重的混乱中恢复原状。”[v]

    席勒认为，在审美状态中，我们均衡地支配着承受力和能动力，我们的心绪处在自由之中，它可以轻易地转向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听完一段美的音乐，感觉就活跃了起来；我们读完一首美的诗，想像力就恢复了生气；我们看完一座美的雕像或建筑，知性就苏醒过来。”[vi]

    当代德国著名学者特奥多·阿多诺也提出了与席勒十分近似的观点。他认为，让痛苦说话，这是一切艺术达到真实性的条件，新维也纳乐派的表现主义音乐正是“无情地、逼真地表明了现代人所受的苦难”；这个乐派最珍贵的精神价值正是在于它的这种真实性。他们的音乐中真实地表达了受到社会——一种异己力量——压抑的、个性濒临丧失的人们的烦恼、孤独、恐惧和绝望，将心灵感受到的这一切转化为音响结构，社会的冲突转化为音乐中的冲突，从而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声音。

    在论述音乐的社会功能时，阿多诺提出了“拯救作用”这一重要命题。[vii]所谓“拯救作用”，其含义是说现代音乐对社会的否定和反抗是通过一种“异在”事物的途径来达到的，这种“异在”事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常常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包含着某种具有幻想性的精神内容，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非人性的、异化了的社会现实，进入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另一种现实中，获得一种在现实中得不到的精神慰藉、希望和自由，在这种补偿中人从对社会的绝望中暂时摆脱出来，从而拯救了自己。在阿多诺看来，现代音乐中就存在着这种“拯救绝望”的因素，其中蕴涵着一种从压抑、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渴望，在那些“令人烦恼的音符中呼吁着变革”。阿多诺把音乐比做能使人的痛苦和压抑得到松弛的眼泪，并形象的地说，“人是在哭泣和歌唱中走进这异化了的世界的”。

的确，较之席勒所处的近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精神文明程度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升。正如滕守尧所指出的，“不少现代人因为饱享物质文明的快乐而感到厌腻，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未来转向遥远的过去。”[viii]为此，有人甚至喊出“如果我能回到母亲的子宫，那就太棒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人类文明踏进现代的门槛，它就似乎不断地为“人性”本身制造敌人，人类每一次重大的发现以及由此引起的重大变动，都似乎在同自己作对，似乎在成心计算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现代人总是陷入自己为自己编制的网络中，在它的缠绕下感到窒息不安，精神空虚。随着商品更加丰富，市场更加扩大，经济更加繁荣，人们内心深处的不满情绪也日益上升，人们想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存在和生活创造出一种建立在原始经验基础上的新形式的欲望也就愈加强烈。他们多么需要新鲜的自由空气，使自己作一次深呼吸。

    音乐，让人们深深呼吸到了新鲜的自由空气。

首先，音乐具有一种明确的价值定向功能。它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的需要，促使人确立美的价值尺度和对审美理想的自觉追求，因而它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从根本上说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以人的精神的审美化为目的的，其作用在于形成人的健康丰富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帮助主体从价值意义上理解人类和自身，引导主体按照美的规律从不同方面自觉地塑造自己。音乐所具有的这种价值定向功能，其实现方式不是靠抽象的思想灌输，也不是靠理性的认同和接受，而是靠主体的自觉参与、认同与选择，是在主体的感性体验和情感评价过程中实现的，它归源于主体内部深刻的感性追求。

其次，音乐还表现出一种广泛的渗透功能。从本质上讲，音乐以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的整体生存态度与生活观念进行培养，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种健全、完美的人格。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突出的意义，而音乐的价值在于为个体的心理成长和精神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精神营养和文化价值，以提高人的精神性。可以说，音乐包含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因子，是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途径，它是一种带有主动意义的重构重建，也是一种发展个体精神力量的重要的功能性环节。

在现代科技文明日益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潮，并且不断左右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的状况下，音乐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功能，即促进心理文化和技术文化的协调，维护人的完整的个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ix]面对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片面性，音乐通过促进个体心理文化的发展，开发和拓展人的审美活动空间，同样可以提升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

    高度发达的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凝聚力强，而音乐在这方面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对此，美国学者H·F·艾伯利斯曾在论述音乐的功能时，就明确提出了如下观点：音乐有利于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他认为，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需要通过某种民主方式，使它具备整体性。它不仅必须避免内讧，还需要建立共同语言和文化。虽然语言的功能是不可过分强调的，但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存在巨大的语言差异，这种多语言引起的种种隔阂也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利因素。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对于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能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正如艾伯利斯所说的：“当然，一个音盲充斥的社会的确可以照样生存下去，然而，如果全体公民都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这个社会就会显著的优越，公民的文化素质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会提高。”[x]

三、增进国际理解与交流

当今世界并不太平，缺少沟通，缺少共同语言。但是艺术，特别是音乐，作为世界的一种通用语言，它有利于增进国际理解与交流。正如国际音乐教育学会所指出的：全世界艺术的丰富多样性给国际理解、合作与和平带来机遇。

1997年11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与部分音乐家座谈，从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提高大学生整体素质的高度，就加强高等学校艺术教育工作，在高等院校提倡交响音乐的问题发表了长篇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在谈到音乐与音乐教育的价值和功能时，特别论述了音乐作为通用语言，其促进国际理解与交流的价值。

他说：“音乐也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的非常重要的工具。语言是一种工具。除了要很好掌握本国语言以外，我们还要掌握必要外国语言，以使我们能够更好地吸收外国的一切好的精神和物质文明成果，包括科学、技术、文化等各个方面。但是音乐，也是一个重要的交流工具。我们称音乐为Common Language，是一种‘国际通用语言’。事实上五线谱已成为差不多全世界通用的记谱方法。不管哪一国的音乐家，拿着一个五线谱就可以演奏出同样的曲调，就可以唱出同一首歌。另外，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相互借鉴、相互尊重，不但可以提高我们自己，也可以增进友谊。我们经常跟外国人打交道，如果我们对他们的文化能够有所了解，一方面可以丰富我们自己，对我们的对外交流、合作、增进理解，都很有作用。我举两个例子：有一次访问挪威，挪威有一位著名的民族乐派音乐家叫格里格，因为听过他的钢琴抒情小品，比较熟悉。我们在跟他们的部长们接触时话题偶然谈到了格里格，他们感到很吃惊，中国人都了解我们的格里格，因为格里格在他们的心目中是他们民族的骄傲，所以他们非常高兴，专门安排我们参观了格里格的故居，在宴会上为我们演奏了格里格的钢琴曲。这不是有利于我们相互的了解、尊重、理解与合作吗？还有一次访问波兰，我们谈到肖邦，他们也非常高兴，因为肖邦也是他们民族的骄傲。他们也在肖邦曾经演奏过的地方为我们举行音乐会，请他们的钢琴家为我们演奏了肖邦的作品。这些都有益于我们的对外交往和合作。我们尊重他们，他们同样也会尊重我们，因为他们觉得中国人是有文化教养的，知识是比较丰富的。这次江主席访美，在克林顿举行的国宴上用英语朗诵了19世纪美国作家、诗人朗费罗的《生命赞歌》，我们在电视上都看到包括克林顿在内的美国人都是聚精会神的听着，并且热烈鼓掌，在美国人民中引起很好的反响。所以在一个开放的社会当中，我们应当一是要弘扬自己的优秀文明成果，也要吸收其他民族一切好的文明成果。这也是时代的需要。”

的确，音乐艺术促进了人类的国际性交流与沟通，培养着人类的世界和平意识，它能突破某些隔阂，给国际间的人际交流增添几份理解的可能性。正如门罗所说的：“……艺术能够也应该被作为获得世界性理解与同情，从而获得和平与积极的文化合作的手段来加以利用。它们可以被运用来减缓种族、宗教、社会和政治集团之间的敌对，并发展相互的宽容与友谊。”[xi]我们正处在一个进一步开放和全球化的时代，对于音乐在促进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应该给予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