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独特作用

郭声健  喻娟

摘  要：构建和谐社会已成为社会的共识与企盼，学校教育有责任为此做出自身的贡献，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促进个体全面和谐的发展；二，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三、促进社会和谐文明程度的提升。

关键词：艺术教育  和谐社会  独特作用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它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要完成这一重大使命，就必须在推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扎扎实实做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各项工作。教育承担着培养构建与创造和谐社会人才的重任，有责任为此做出自身的贡献，其中艺术教育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够发挥出独特的作用，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即促进个体全面和谐的发展，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促进社会和谐文明程度的提升。

一、促进个体全面和谐的发展

    目前我们大力提倡并实施的素质教育，从本质意义上讲就是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关于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教育理论工作者一直都在进行着深入的探讨，教育实践工作者也一直在朝这个方向努力，并且都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在这个问题上，也多少出现了过分注重学生理智发展而忽视学生情感发展的倾向，即把个体的发展理解为就是理智的成熟，显然这是不够全面的。近年来，这个问题已开始受到重视，许多人认为，全面发展的内涵中应该包含着理性与感性或理智与情感协调发展的内容。因为，人的发展不是单向的，而是多向的，理智成熟是个体发展的重要方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感知、情感、想象等感性方面的成长也是个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没有这方面的发展，就难有人的全面的发展。片面的开发、耕作会使自然界丧失原始的平衡，自然界就会出现荒芜；同样，片面的开发、培养也会使人的心灵丧失原始的平衡，心灵就会走向荒芜。因此，只重理性发展而不重感性发展的教育不能算是全人的教育。

    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集。”真正的教育“从不奢望每个人都成为有真知灼见、深谋远虑的思想家。”[i]“教育过程首先是一个精神成长过程，然后才成为科学获知过程的一部分。”可当今教育，则把“科学认识和成绩的提高变成了最终目的。这样，仅仅作为教育一个因素的科学，有时几乎变成了将来研究职业的先行课程，教学法又将记忆和技能方面成绩的提高绝对化了。可以贸然断言，什么地方缺乏这种冷冰冰的、机械的科学、教学法和病态心理学，那里就有重视全人教育的出色的教育存在；但什么地方导向整体的历史性精神被破坏殆尽，那里的教育事业就会陷入危险之境。”[ii]

    正是因为各国教育普遍存在着诸如雅斯贝尔斯上面所说的问题，即用理性知识和认识的堆积来片面促进学生的理性成长，因而，《学会生存》中写下了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事实上，今天的教育面临着一件使人着迷的任务：即发现如何在理智训练与感情奔放之间求得和谐平衡。

    那么，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教育在理智训练与感情奔放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以使学生尽可能地得到全面和谐发展呢？赫胥黎给了我们这样一个答案：即必须使学生不仅受到最好的科学教育，而且也受到最好的艺术教育。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在自己的生活道路上，挑选所需要的一切其他智慧的果实。[iii]

    科学教育注重并擅长理智训练，艺术教育注重并擅长感情奔放，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同时较好地受到这两方面的教育，那么毫无疑问，教育所面临的上述使人着迷的任务就能够被出色地完成。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文明的两朵并蒂莲，而不是水火不相容的两个敌对的领域，它们为了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样一个相同的目标，发挥着各自的优势和进行着优势互补。爱因斯坦、达尔文等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的创造发明经历和谆谆告诫无不启迪我们，科学与艺术的碰撞点往往便是创造性奇迹出现的地方。但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往往并没有很好地去理解这种观念，而是普遍地认为，艺术除了给人类生活以无伤大雅的点缀之外，充其量只能算是科学的一种补充。

    科学和艺术，是人类所创造的两种真正强有力的认识自然和认识自身的手段，艺术主要地是这样的一个领域：任何科学在那里都不能代替凭借艺术所取得的东西，这便是人的内心世界、从人们的关系中产生的人的思想和感情的世界。因此，即便是作为一种认识形式，艺术也不仅仅是科学的一种补充。

美国学者霍斯曼在《艺术与学校》一书中指出，学生的成长离不开艺术，因此，我们不应该把艺术看成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在这里学生能每年一次或几次地进行愉快的旅行。学生必须在他们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时时刻刻都看到艺术，艺术作为学生表达兴趣、愉快、希望、需要、情感的方式，应伴随着学生的成长。心理学家阿恩海姆认为，任何思维，尤其是创造性思维，都是通过意象进行的，这种意象又是通过知觉选择后而生成的，由于艺术欣赏和创造活动作为一种知觉思维活动，能唤起人类的本能的创造性思维，因而艺术教育便能有效地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能力。

    在这里还要特别提到在实施素质教育过程中一度出现并依然存在的一种倾向，那就是，随着素质教育观念的深入人心，人们开始对艺术课程开始给予关注和重视，但又由于对素质教育的理解并没有到位，因而，许多人以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重视艺术课程，大力开展丰富多彩的艺术活动（特别是课外艺术活动）。显然，这种做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其问题的实质是，把艺术教育与学校全面发展教育割裂开来。艺术教育只有与整个学校教育融为一体，启动学校教育的系统育人机制，才可能真正培养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

二、促进和谐人际关系的建立

    现代人所面临的生存危机之一是，人与人之间缺乏理解与沟通。在交通和通讯技术日新月异、国际互联网蓬勃发展的今天，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与理解却越来越困难，这给人们带来了生理、心理和精神上的巨大损害，导致新的生存压抑和孤独，也使社会失去应有的平衡协调。寻求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途径和方法已成为社会的一大课题。艺术与艺术教育在这方面能够也应该发挥出重要的价值。

    托尔斯泰曾说：“艺术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交流的手段之一。”“如果一个人读了、听了或看了另一个人的作品，不必自己作一番努力，也不必设身处地，就能体验到一种心情，这种心情把他和那另一个人联合在一起，同时也和其他与他同样领会这艺术作品的人们联合在一起，那么唤起这种心情的那个作品就是艺术品。”“艺术的主要吸引力和性能就在于消除个人的离群和孤单之感，就在于使个人和其他的人融合在一起。”[iv]

    艺术之所以具有这样的价值，是因为审美的超越性，它超越了某些民族的、时代的、阶级的界限，而具有普遍性。尤其是作为审美典型形态的世界通用语言的音乐，更是可以跨越时空，让生活在地球上各个角落的“远在天边”的人心灵相通而“近在眼前”。对于艺术的审美超越性，杜卫做了这样的阐释：“一切优秀的文艺作品总带着一定的民族、时代和阶级定性，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特殊定性渐渐地不为欣赏者所注重。另一方面，作品中所包含的普遍人生意义和无限生命价值却更加突出。这几乎是艺术作品传播当中的一个规律。……自古至今，艺术作品的一个永恒主题与功能是人类彼此沟通、理解与相爱。这体现为对故乡、亲人和自然的爱与怀恋，对改变人类命运的强烈渴望，对战争、罪恶、暴虐和专制的控诉，对死亡的抗争与超越，对美好生活的赞美和对善良而懦弱者的同情……总之，是对生命的关切，对他人的理解与爱。”[v]因此，一切优秀的艺术作品，都是对人与人之间沟通与理解的呼唤，艺术家的创作和表演，都是一种与欣赏者的对话，而欣赏者的接受期待也正是对一次心灵交流的企盼。

    艺术促进人际交流，让人与人之间能够和谐相处，还因为它作为一种唯一的世界通用语言，具有超日常语言的对话传达功能。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种能表达明确语义的日常语言在通用，而人类又需要将自身的生存感受与经验鲜活地表达和传递，这种表达与传递可以通过音乐、绘画等这种非语义性的语言得以实现。艺术没有明确的语义，但它却能非常深刻、精确地表达自身的感受，从这个角度说，艺术语言不是模糊的，相反比日常语言更精确，甚至可以说它是人类的一种最精确的表达方式。有人说，语言停止的地方就是艺术，我们还应该说，语言无能为力之处就是艺术的价值所在。艺术超越了语言界限，突破了各民族语言之间的隔绝，“我们即使不懂意大利文，照样可以体会普契你尼割据的深远意蕴；我们即使不懂德语，仍然可以同莫扎特、贝多芬和瓦格纳的音乐产生心灵的共鸣。因此，非语词性的艺术对话是人类彼此交流的普遍和有效的手段。”[vi]

    杜卫在《美育论》中，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艺术在促进人际交流与沟通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他认为，美育过程为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交流提供了一个能有效突破对话障碍的“审美场”，这个“审美场”是一个情感世界，它来源于日常生活世界，但又超越日常生活世界。在这个审美场中，人类的情感表现得到暗示和激发，并感觉到情感表现的社会性保障，内心情感的直接显露是安全的。上述观点，在音乐艺术中得到了最好的应证：内向的人会随着音乐大喜大悲，真情流露，激情迸发；不善言语的人可以借助于音乐与古人对话，与不同民族国度的人交流。此外，在审美场里，人类彼此合作的精神也能得到充分体现：“每一次合唱，每一次集体舞，每一出戏剧演出，都使参加者在一个共同分享的情感经验领域中达到交流与理解。每一次电影欣赏或戏剧欣赏，每一次聆听音乐会，都会使参加者获得一次情感的共鸣，此刻的影剧院或音乐厅成为一个情感世界，由于分享共同的情感经验，每一个个体的情感都向四周荡漾开去，于弥漫着情感意识流的审美场中，人们获得了一次真挚深切而又无言的集体心灵对话。”[vii]

上面这段话，实际上体现出的不仅是人类的彼此合作关系，还是一种审美化、艺术化的人际关系，是一种充满着爱的关系。爱，作为一种社会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有差异的协调；作为一种内心体验，是一种与他人的情感发生共鸣的和谐感和幸福感。正如古希腊柏拉图所说的，音乐通过将相反因素导向和谐，体现了它的爱的本质。艺术和艺术教育，通过发展个体各种艺术审美素质和能力，同时也发展着各种爱的需要、能力和意识，它自觉和有效地把艺术使人类心灵相互沟通与融合的功能引入教育过程。爱就是创造性地突破人际的隔绝，透过心灵的栅栏，实现人类彼此融合的过程。艺术教育发展情感的表达与理解能力，也就是培养爱的能力。而也是一种追求爱和创造爱的态度，这种态度类似于审美态度，它是无私的，但不是无个性的，而是追求个性与他人的协调。它是热忱的，具有爱的态度的心灵是敞开的，怀有一种渴望与他人交流对话的热情，与之相反的是冷漠与麻木。艺术无时无刻不在唤起个体内心的生活热情，帮助个体敞开心扉，克服心灵的麻木，打开心灵的枷锁。爱的态度又是一种注重过程的态度，这与无外在追求、不计较直接外在功利的审美态度又是内在一致的。爱美爱艺术的人是追求情感超脱的人，而以这种超脱的心去看人待人，便可以克服由功名利禄设置的人际障碍，更加珍惜人类彼此交流情感的体验过程。爱是一种共鸣的喜悦，是一种幸福的人生体验，这种体验的特征也同时是审美愉悦的特征。有了爱，个体内心最个性化的审美体验便与他人的个性化体验产生了共鸣，而只有当个体意识到自己的快乐与他人的快乐沟通协调时，才能产生真正意义上的人生快乐。

三、促进社会和谐文明程度的提升

    促进两个文明建设，提升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程度，使两个文明建设同步和谐发展，是艺术教育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独特作用的重要体现。

有专家指出，21世纪人类社会的两大经济支柱是艺术产业和信息产业。艺术可以说是当今社会里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以音乐为例，追星、音响、光盘、影视、装饰、音乐考级与比赛、演唱会、艺术启蒙等等，能让人痛痛快快地掏出大把大把的票子，这还只是音乐所带来的直接经济效益。音乐所带来的间接的经济效益更是难以估量，比如，通过播放背景音乐可有效提高生产工作效益。工厂车间播放背景音乐，使工人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生产效率自然得以提高；奶牛厂、养鸡厂等动物饲养厂里播放背景音乐，产奶多，生蛋多，动物长得快。而在商业餐饮业，音乐的作用更是不可小视，如餐馆里播放背景音乐，能使顾客心旷神怡，食欲大增，需要点上更多的菜肴。超市播放音乐，则可大幅增加销售量。美国有一家超市，最近计划投资10多万美圆来搞背景音乐，就是看中了这笔投资后面隐含的更大的经济效益。

上面我们只是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艺术对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由此我们不难看出艺术在提高社会物质文明程度上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相比之下，艺术的和谐社会价值更深刻地体现在它能有效地提升社会的精神文明水平。

早在18世纪，德国著名美学家席勒就认为，审美教育通过既有生活又有形象的艺术培养人的美的心灵和健全的人性，然后才能克服当前社会的腐败与粗野，以及人性的分裂现象，为将来全人类的和谐作准备。席勒指出，希腊人具有性格的完整性，他们的国家虽然组织简单，但却是一个和谐的集体。近代，由于文明的发展和国家变成强制的国家，人只能发展他身上的某一种力，从而破坏了他的天性的和谐状态，成为与整体没有多大关系的、残缺不全的、孤零零的碎片。这种片面的发展，对文明的发展，对人类的进步是绝对必要的，但个人却为了这种世界的目的而牺牲了自己，失去了他性格的完整性。因此，近代人要做的，就是通过更高的艺术教育来恢复他们天性中的这种完整性。

    席勒认为，政治上的改进要通过性格的高尚化，而性格的高尚化又只能通过艺术。艺术虽与时代有联系，但因艺术家心中有一个由可能与必然相结合而产生的理想，他的创作是发自他心中纯正的理想性格，因而高尚的艺术不沾染任何时代的腐败，它超越时代。艺术家不是以严峻的态度对待他的同时代人，而是在游戏中通过美来净化他们，他使他们在闲暇时得到娱乐，不知不觉地从他们的娱乐中排除任性、轻浮和粗野，在慢慢地从他们的行为乃至意向中逐步清除这些毛病，最后达到性格高尚化的目的。他说：“我们的时代实际上是在两条歧路上彷徨，一方面沦为粗野，另一方面沦为疲软和乖戾。我们的时代应通过美从这双重的混乱中恢复原状。”[viii]席勒认为，在审美状态中，我们均衡地支配着承受力和能动力，我们的心绪处在自由之中，它可以轻易地转向任何一个方面。“我们听完一段美的音乐，感觉就活跃了起来；我们读完一首美的诗，想像力就恢复了生气；我们看完一座美的雕像或建筑，知性就苏醒过来。”[ix]

    无独有偶，在席勒之后的两个世纪，德国著名学者特奥多·阿多诺提出了与席勒十分近似的观点。他认为，让痛苦说话，这是一切艺术达到真实性的条件，新维也纳乐派的表现主义音乐正是“无情地、逼真地表明了现代人所受的苦难”；这个乐派最珍贵的精神价值正是在于它的这种真实性。他们的音乐中真实地表达了受到社会——一种异己力量——压抑的、个性濒临丧失的人们的烦恼、孤独、恐惧和绝望，将心灵感受到的这一切转化为音响结构，社会的冲突转化为音乐中的冲突，从而向社会发出抗议的声音。

    在论述音乐的社会功能时，阿多诺提出了“拯救作用”这一重要命题。[x]所谓“拯救作用”，其含义是说现代音乐对社会的否定和反抗是通过一种“异在”事物的途径来达到的，这种“异在”事物在现实中并不存在，它常常是一种超越于现实的、包含着某种具有幻想性的精神内容，使人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非人性的、异化了的社会现实，进入现实世界中根本不存在的另一种现实中，获得一种在现实中得不到的精神慰藉、希望和自由，在这种补偿中人从对社会的绝望中暂时摆脱出来，从而拯救了自己。在阿多诺看来，现代音乐中就存在着这种“拯救绝望”的因素，其中蕴涵着一种从压抑、异化中解放出来的渴望，在那些“令人烦恼的音符中呼吁着变革”。阿多诺把音乐比做能使人的痛苦和压抑得到松弛的眼泪，并形象的地说，“人是在哭泣和歌唱中走进这异化了的世界的”。

较之席勒所处的近代社会，现代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但人们的精神世界的丰富性和精神文明程度并没有得到同步的提升。正如滕守尧所指出的，“不少现代人因为饱享物质文明的快乐而感到厌腻，他们开始把眼光从未来转向遥远的过去。”[xi]为此，有人甚至喊出“如果我能回到母亲的子宫，那就太棒了！”从历史的角度看，自从人类文明踏进现代的门槛，它就似乎不断地为“人性”本身制造敌人，人类每一次重大的发现以及由此引起的重大变动，都似乎在同自己作对，似乎在成心计算自己，与自己过不去。现代人总是陷入自己为自己编制的网络中，在它的缠绕下感到窒息不安，精神空虚。随着商品更加丰富，市场更加扩大，经济更加繁荣，人们内心深处的不满情绪也日益上升，人们想为自己的思想、情感、存在和生活创造出一种建立在原始经验基础上的新形式的欲望也就愈加强烈。他们多么需要新鲜的自由空气，使自己作一次深呼吸。艺术教育让人们深深呼吸到了这种新鲜的自由空气。

首先，艺术教育具有一种明确的价值定向功能。它满足人的精神和情感的需要，促使人确立美的价值尺度和对审美理想的自觉追求，因而它指向一定的价值目标。这种价值目标从根本上说是超越了物质利益的以人的精神的审美化为目的的，其作用在于形成人的健康丰富的审美需要审美趣味和审美能力，帮助主体从价值意义上理解人类和自身，引导主体按照美的规律从不同方面自觉地塑造自己。艺术教育所具有的这种价值定向功能，其实现方式不是靠抽象的思想灌输，也不是靠理性的认同和接受，而是靠主体的自觉参与、认同与选择，是在主体的感性体验和情感评价过程中实现的，它归源于主体内部深刻的感性追求。

其次，艺术教育还表现出一种广泛的渗透功能。从本质上讲，艺术教育以自觉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对人的整体生存态度与生活观念进行培养，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造就一种健全、完美的人格。在人类精神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人类对美的追求有突出的意义，而艺术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个体的心理成长和精神发展提供一种内在的精神营养和文化价值，以提高人的精神性。可以说，艺术教育包含着人类精神文明的进步因子，是提升人类精神文明程度的重要途径，它是一种带有主动意义的重构重建，也是一种发展个体精神力量的重要的功能性环节。

在现代科技文明日益成为人类文明的主潮，并且不断左右着人们，影响着人们的生存方式的状况下，艺术教育还有一种极为重要的功能，即促进心理文化和技术文化的协调，维护人的完整的个性。马克思曾经说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具有理智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xii]面对科技文明给人类带来的片面性，艺术教育通过促进个体心理文化的发展，开发和拓展人的审美活动空间，同样可以提升人类社会的精神文明程度。[xiii]

    高度发达的社会精神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是社会凝聚力强，而艺术教育在这方面也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对此，美国学者H·F·艾伯利斯曾在论述音乐教育的功能时，就明确提出了如下观点：音乐教育有利于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他认为，一个民族和一个社会的良好运行，需要通过某种民主方式，使它具备整体性。它不仅必须避免内讧，还需要建立共同语言和文化。虽然语言的功能是不可过分强调的，但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存在巨大的语言差异，这种多语言引起的种种隔阂也能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不利因素。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对于形成一个有内聚力的社会能产生重要的作用，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正如艾伯利斯所说的：“当然，一个音盲充斥的社会的确可以照样生存下去，然而，如果全体公民都了解他们的音乐文化，这个社会就会显著的优越，公民的文化素质以及他们对社会的贡献就会提高。”[x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