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前言

这本书讲述的是纽约州北部一个小镇上的九个高中学生和一位音乐教育教授共同创作和表演音乐的故事，它是一个关于发现音乐、体验音乐创作中那种快乐的困惑，并尝试新的音乐教学法的故事。这本书也为读者描绘了一个正规的研究与教育活动项目，它获得的一个重要研究结果是关于流行音乐在音乐教育中的位置以及它与公立学校音乐课程、民主、文化多样性的关系。我想通过这项研究来弄清楚如下的问题：假如传统意义上的音乐学习者被允许创造他们自己想创造的音乐，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这样的课堂又会是什么样子的？传统意义上的学生与教师的角色定位又将如何改变？我怀着对美国音乐教育的如下信念开始了这项研究工作，即“音乐学习者沉浸在其特有的音乐世界中以获得审美体验，源于两个方面的需要，一个是自我表现以及参与具有文化意义的音乐创造之需要，另一个是创造一种有利于音乐学习者彼此分享和创造他们自己的音乐的温馨场景或语境之需要。”在本书中，我们将见证一种全新的音乐教学课堂正是这样的一番场景。

然而，中国的读者朋友们又会如何看待这样的一个故事呢？我迫切地希望了解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该怎样去解读这项研究呢？它所体现出的文化差异会很大吗？显然，本研究中所出现的人物、地点以及所发生的事件等都是独有的，因此，这本书不应该被视为是一本音乐教学法著作，作者也没有创建一种新的教学法之企图。在一定程度上，我希望这本书所描述的研究故事是对那些习惯于把传统教学法引入课堂教学文化的音乐教育工作者述说的，无论他们来自中国、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比如，在这项研究中，流行音乐作为一种音乐类型而登堂入室了，而且无论是对参与研究的学生还是对我而言，它并非仅仅是作为古典音乐的附属品或替代品而存在的。当科林说他既爱吉他也爱小号，并强烈地表露出不愿意在这两种乐器之间做出任何选择的时候，我意识到，有一条我所期待的通往研究目标的令人愉快的路径就在眼前。为什么非得要让学生二者择一？此时，我似乎也强烈地感觉到，有许多在传统和正规学校学习器乐的中国学生，他们和科林一样，也并不愿意为了学习某种乐器而牺牲自己的另一所爱。

中国的读者朋友们可能会设想，在美国应该有大量的学者从事着有关流行音乐与音乐教育方面的课题研究。事实上，尽管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吉他为基础的流行音乐已经在美国存在了，但是，通过研究发现，在我们的音乐教育研究刊物中，仅发表过一篇关于流行音乐与音乐教育方面的研究论文，那就是帕特丽夏·希汉·坎贝尔（Patricia Shehan-Campell）在1995年所写的《车库乐队与歌曲创作》（Of Garage Bands and Song-getting）。不过自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这个问题。就在我写作这篇博士论文的时候，露西·格林（Lucy Green）发表了关于流行音乐家学习问题的社会学阐释著作。后来，英语国家了解到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一些国家，特别是芬兰和瑞典，有好几代人一直在从事各种音乐传统（包括流行音乐、爵士乐、民间音乐）的实验研究。在我的研究成果发表还只有7年的今天，世界各地的许多学者将研究视角对准了如何或是否将流行音乐引入学校的问题。因此，当我得知我的中国音乐教育同行们正在进行基础教育音乐课程改革以适应学生的需要，让他们享受到更充分和自由的音乐审美体验时，我并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

关于多样性与多元文化、传统与传承的问题，一直令作为研究者与教师的我苦苦深思着。这本书所探讨的有关教学改革的问题，我想我代表了许多中国和美国音乐教育者的心声，因为我们都深深困惑于社会急剧变革和商业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我的学生会喜欢我所提供的音乐（以及它真有那么重要）吗？急剧的变革会令我落伍吗？如果我主动改变我所教的东西，我又如何知道我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呢？尽管提出的这些问题都很有难度，但我知道我不能墨守成规，或者模仿着我所受教育时的那种传统方式。好的教师都知道，传统的东西必须被赋予其生命力，不管它们是美国的音乐会乐队还是中国的二胡，或是本书中所描述的情形，也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所体验到的那种快乐的困惑。我们必须记住，传统的东西，只有在能够让学生更好地理解并欣赏他们所处的现实世界的前提下才是有用的。[1]

本书是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该研究以及其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可以说是我人生中经历的一个重要事件，它为回答我在上面提出的那些问题提供了哲学的和方法论的框架。我相信民主（我将通过下面的术语来尽力解释我对它的理解）是一种最能有效地让学生对他们的现实世界充满理解和欣赏的教育手段和理论坐标，作为一种被运用的教育方法，民主有赖于师生之间在才能、激情和知识等方面的充分与自由的相互作用。这必然是一种基于行为的观点，在本书的标题中便可得到印证。今天，我更加确信自己是作为一名民主的音乐教育者在从事着教学工作。在本前言的后面部分，我将介绍一点本人在哥伦比亚大学音乐教育专业课程教学中所实践的民主式教学方法。

我所理解的民主这个词的涵义是什么呢？许多在哥伦比亚大学选修过我课程的中国学生告诉我说，他们第一次在音乐教育的语境中遇到民主这个词汇时是很茫然的；他们以为我在谈论的是作为一种政治术语的民主，在进行一种美国民主价值观的宣传。我的绝大多数美国学生一开始也有着类似的困惑。表面上看去，民主这个词与政府体制、投票权、自由市场、或者更糟的持放任政策的资本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等相联系。课堂教学中的民主也被想象成为是一种放任，即自我放纵的学生投票表决只学习那些对他们来说容易学习和感兴趣学习的东西，或想象成谨小慎微的老师只是一味满足学生的兴趣，局限在那些学生了解一点皮毛的领域里进行教学。我要说的是，这不是我所理解的民主的涵义，它也不是哲学史上民主与教育所定义的课堂教学场景。

约翰·杜威（John Dewey）是与民主这一概念联系最紧密的哲学家，他说，民主“并不只是一种政府形式，它首先是一种集体生活的方式，一种相互交流与分享经验的方式。”不管是社会主义者还是个人主义者，真正的民主教育工作者会把课堂看做是一个“可延伸的空间”，在那里，个体必须“考虑他自己的行为与他人的关系，并把他人的行为看做是对自己的指引。”[2] 分享和利用学生与老师的各种优势与不足，这是多样性课堂所追寻和获得的最高褒奖。“刺激的多样性意味着新奇性，而新奇性又意味着对思维的挑战。”[3] 通过和其他人的交往，一个人的潜能被彻底“解放”，并在事前并不确定（当然也不被老师确定）的未知领域自由地成长。与此同时，传统的东西既不应该被遗忘，也不应该被强加，但是他们可以被分享，被运用，甚至被改变。这对于处在一种需要检验和具有明确目标的音乐生活环境中的学生而言，是一种期盼，在那样的语境中，彼此的相互作用不仅帮助学生适应变化，而且增长智慧，让人充满希望与需求。

当然，要创设出这样的教学情境并非易事，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在我设计、实施本研究课题的时候，我根本就不能自如地通过“民主行为”实施教学。事实上，读者将会看到的大部分内容都显示出研究的过程充满困惑，那是在朝着课堂民主的方向蹒跚而行。此前我问过，应该怎样来解读这项研究？我想，一种方法就是把它作为一个具有警示意义的故事来读。研究开始时，我充满自信地认为，我们的器乐课程应当改变，我们必须为学生创设一个“自我表现和参与具有文化意义的音乐创造”的空间。然而，随着本书慢慢地往后翻阅，读者将会越来越清晰地感到，在呼吁构建民主课堂的时候，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简单的“空间”，更多的是需要提升学生的创造力，而不是只为一群年轻的音乐学习者提供乐器和排练场所并让他们自己随心所欲地去玩耍。现在，我更为清晰地认识到，我们必须将“空间”感转变为“团体”观。这就要求对话与相互作用，并需要新奇性与多样性的刺激。

这自然也需要教师扮演着多种角色，他既是教育者、引导者、促进者，也是学习者。无论是对于研究参与者还是我自己，在创造力培养的实验过程中最令人困惑的是我在这项研究中的角色定位。当我把自己视为一个“教师——促进者”时（规范的研究用语称之为“参与观察者”），学生则把我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和有趣而神秘的局外人看待。有一个情节让这样的一种尴尬充分显现出来（有可能在翻译成中文时出现语义上的误解），那件事发生在研究接近尾声时我对学生进行访谈的一刻，我请我的访谈对象提姆描述一下他的音乐小组和我之间的关系。提姆说：“我们把你看成是一个穿外套（coat）的人。”我误解了他的意思，把外套（coat）这个单词听成了“教练”（ coach）。我当然是想听到“教练”这个单词啊，因为这是我想要得到的研究参与者们对我的看法，我希望他们视我为教练、朋友、帮助者。然而，提姆所用的单词竟然是“外套”，这个词隐射着我是一名实验室科学家，那种穿着白色的实验室外套和用老鼠做实验的人。

成为一名我想成为的教师——促进者，做一个“教练”而不是一件“外套”，这花了我许多年的时间，而且我预料这将是一个忘记过去放眼未来的毕生工程。和本书的许多读者一样，我曾经是被作为一名古典音乐家来训练的，没有一个民主的教师来引导我自身的发展。基于此，我所理解的民主课堂的教师角色必须重新塑造，换言之，教师的角色一定是不断重构的结果。我们知道，那些致力于创作和表演流行音乐的年轻一代，在没有任何受过正规训练的音乐教师陪伴身旁的情况下，也能够做得不错。但是，受过训练并掌握了教育学基本原理的音乐家却能够强化年轻的音乐学习者的探究心理。这样的老师可以向他们的学生呈现出一个新世界，纵然这个新世界来自老地方。这样的教育理念创设出一种被杜威称之为“可延伸的空间”——富于想像和充满探索的课堂，它成为了学习者和教师所共同构建的团体。在这样的团体中，教师在不断创新和调整教学内容与方法，也改变着一直陪伴其左右的传统习惯。它不是静态或单向的，而是向四面八方延伸的。我想，如果我的这项研究能够重新来过一遍的话，我一定会更为小心也更加聪明地融入到这个“可延伸的空间”。

可以说，本书所描述的这项研究工作，对我的学术生涯一直产生着影响。我在过去的7年中，力图完善我们音乐教师教育的课程结构，以便这些课程能够为未来音乐教师提供技能、知识，以及作为一名民主的音乐教育者所具有的气质素养。参与研究项目的9位高中学生共同创造和表演音乐的方式是如此的令人深思，我所见证的他们的成长又是那么地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我自信地将这些研究成果引入到了大学课程当中。今天，在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生班里，来自世界上不同国家和不同音乐专业的学生，课余时间在车库乐队（互助学习团体）一起活动，他们采用多种方式来创作、表演和思考音乐，他们确证、挑战与重新解读他们共享的传统。他们的车库乐队（我不知道这个词在中文中怎么翻译比较好）既为他们提供了更多学习流行乐器与尝试新的音乐风格的机会，也可以说是一种难得的教育实验。作为一个交流与表演的平台，车库乐队的经验是值得学校音乐教学借鉴学习的，它或许能够为我们的音乐教学注入活力，这也是本书探讨的一个主要论题。

最后，我想表达对郭声健博士的深深谢意和尊敬，他为本书的翻译花费了大量时间。2007年9月至2008年9月，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他考察了我的多次课堂教学活动。在我们的交流中，我感觉他是一个睿智、好奇和富有才气的学者。同时，我还要特别感谢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编辑与工作人员对本书翻译出版价值的认可，以及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兰德尔·埃弗雷特·阿尔苏巴

             纽约市，2009年3月

译者后记

2007年9月的某天，我去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向我的访学导师、现任音乐教育专业主席的劳拉·卡丝托黛萝教授(Lori Custodero)报到。在走廊上，我们碰上了年轻帅气、后来成为了我好朋友的兰德尔·阿尔苏巴教授（Randall Allsup），劳拉把我介绍给了他。兰德尔热情地和我握手，并说：欢迎你，方便的时候我们共进午餐。我确信，面对他的这份热情，我当时一定显得有些惊慌失措，第一次见面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要请我吃饭，这似乎不太符合美国社会的习俗，以至于我怀疑自己是听错了。没想到，那天晚上，我真的收到了兰德尔的电子邮件，他问我什么时候有时间，要请我吃饭。我很兴奋地回复说，随时都可以，我很方便的。我估摸着就在那两天，我们要见面了，这让我有些紧张，因为在共进午餐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有交流的话题，而最大的问题是我对自己的英语听力和口语不自信。于是我等着兰德尔通知我见面时间的同时，查阅了他的有关情况。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了解到他是于200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拿到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是《Crossing Over: Mutual Learning and Democratic Action in Instrumental Music Education》。

有趣的是，我紧张期盼的电子邮件并没有在预想的时间里收到。一周之后，兰德尔终于来信了，他又问我，半个月之后的周三中午是否有空？我读到这封信的第一反应是：这便是中西文化的差异吧！第一次共进午餐后，我们礼尚往来，互相又请过几次，每次预定的时间都给对方留得很宽裕。因为，后来我才了解到，他就是那么的忙，工作时间表总是排得满满的，而他的每一堂课，又是那么地准备精良和富有创造性。他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的音乐教育教授，还应聘在距纽约市200英里的纽约州哈特维奇学院担任音乐教育系的主任，并兼任了纽约市好几个社区教育中心的艺术指导。

我们的第一次约会是令人愉快而富有成效的，我们彼此了解了对方的学术情况。兰德尔告诉我，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不仅是哥伦比亚大学的骄傲，也是他一直以来崇拜的偶像，因此，他特别注重将杜威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贯穿于他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实践之中，他的博士论文所探讨的便是如何在音乐教育中实施民主教育的理念。当我进一步了解到他的论文是关于中学音乐教育的话题，并试探着问他是否愿意将其博士论文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陆出版时，他十分愉快地答应了。

在我第一次去听课的时候，兰德尔把他的博士论文交给了我，文章又厚又重，以至于我的书包都无法将它装下，这顿时让我感觉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毕竟此前我只翻译过几篇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基本没有翻译的经验，更何况在访学期间我还要听课、写作，特别是要完成自己的既定任务《美国音乐教育考察报告》一书的撰写。显然，要翻译出这样的一个大部头，无论是对自己的时间、精力还是能力，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然而，我不能退缩，作为一名中国的同行和学者，我决不能言而无信，于是我硬性地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两千字以上的翻译任务，不完成这一指标，就不给自己做饭吃。

说实在话，翻译的初始阶段是痛苦而悲观的，为此我不得不利用每天精力最充沛的时间来做翻译，而把自己书稿或文章的写作来作为调节。但是，毫无疑问，整个的翻译过程“痛并快乐着”。随着翻译工作的慢慢推进，文章丰富的内容与独到的观点、故事叙说式的写作风格，都让我感觉新奇、充实甚至感动，我不仅从中学到了许多音乐教育的新思维，我的情绪和情感也随着作者以及九位参与研究的高中学生的体验而跌宕起伏。当翻译初稿完成的时候，我感到自己完全可以自信和负责任地向本书的读者做一个交代了。我要说的是，阅读这篇当年的哥伦比亚大学优秀博士论文，我们至少能够获得两个方面的启示：第一，以民主主义教育观为理论基础所构建的音乐互助学习文化，是我国基础音乐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所急需参考借鉴的；第二，像这篇博士论文研究所采用的科学实证的研究方法，也是我国音乐教育理论研究所急需倡导推广的。

还要说明的是，尽管兰德尔授予了我随意删改论文的权力，但是我的翻译依然尽可能地保持了文章的原貌，尤其是在论文体例方面没有做任何的改动。因为，据我所知，国家有关方面正在提倡学位论文规范要与国际接轨，我想借这个机会呈现给我们的研究生朋友们一篇“真实的”美国音乐教育博士学位论文，而这样的书，目前国内恐怕还不多见。另外，这本书虽然是由一篇博士论文翻译而成，但由于它研究的是中学音乐教育中的器乐教学，特别是它采用了一种故事叙说的写作手法，把深奥的理论阐释渗透在生动逼真的教学场景描述当中，因此，这本书不只适合音乐教育理论工作者学习，同样也适合广大的中小学音乐教师阅读。不信，老师们读读看？

                                               郭声健

                                             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