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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说纷纭新民乐

 

  “新民乐”是什么?

    半年前,在北京,这个新名词才被人一拍脑袋“发明”出来,此后便风靡全国。去年底,中央电视台、北京文艺台、广东电台音乐之声频道等相继开设出了一个栏目,名字一样:新民乐。

    今年1月和3月,在广州,两场“新民乐”演唱会和由中央电视台等主办的“新民乐”研讨会,又在广东音乐界引起热潮。

    5月5日,正在进行中的“2001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全国新民乐汇演音乐会在音乐界人士中也引起了广泛关注,上海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满座,而且掌声热烈。第二天的研讨会上,各地媒体云集,争论相当激烈。

    感受“新民乐”

    据东方电台副台长陈接章介绍,这次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举办的“新民乐汇演”,一共征集到全国10多个省区的六七十件作品,最后评选出15部作品参演。

    5月5日晚,记者在剧场内观看了这批“新民乐”作品。

    摇摆闪烁的彩灯,以抽象图案为主而变化多端的激光背景,干冰烟雾从脚上翻卷弥漫,整个舞台布景虽简陋,走的却是流行路线。中国歌舞团融合女子乐队的5个年轻乐手乘着升降台出现。从乐器分布到演奏姿态,流出的音乐都显得随意,洋溢着青春的鲜活与轻松。在电子音乐背景中,琵琶、二胡、古筝和扬琴诉说的却不像“本地话”:《瑶族舞曲》里的古筝,用的是摇滚乐里的强烈节奏;苍凉沉郁的内蒙古民歌《嘎达梅林》,加入了爵士和南美的桑巴节奏;琵琶、二胡和扬琴因即兴SOLO,而细致轻快,忧而不伤,也给了乐手张扬个性的机会。

    来自广东的李小兵和方锦龙的表演,更像是一种行为艺术作品。他们一个身穿白色对襟中装,用埙、琵琶等古乐器在雪花纷纷扬扬、富有古典意境的气氛里演奏;一个则随意地穿着灰旧的圆领T恤和牛仔裤,坐在金属色的工作台前操纵电脑和合成器里的音乐。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舞台与生活,巨大的反差形成了一种富有意味的对话。

    与此相近的,还有上海东方民族乐团段皑皑和左翼伟的《五哥放羊》。一把二胡和一个萨克斯,各说各的,从开头的互不搭调,到后来的渐渐呼应,将一首古老的陕北民歌的“言情”主题以对话般的乐音显现无余,又带出了点儿新的感觉。冯晓泉、曾格格和民族新音乐团的表演,更是将箫、笛、唢呐等民族吹管乐器吹得激情十足,充满强烈的时代感。

    强调舞台效果、视觉享受、张扬个性;创新各种声音乐器,将民族乐器与西洋音乐、电子合成音乐融合,走大众化欣赏之路,是全场节目的主流。

    民乐新路,还是“非驴非马”

    中国民乐一向以它独特的艺术魅力,在广大听众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但,民乐的家底却微薄不丰。因为许多曲谱的辗转流失,今天能够演奏的乐曲就是那么几部。比如,一说起琵琶想到的是《十面埋伏》,一说二胡就想到《二泉映月》,一说古筝就有《高山流水》,旋律早已耳熟能详,能够发挥的余地非常有限。年长的听众已没了感觉,年轻人又觉得与生活和精神状态相距太远,很难进入古老乐曲的境界。那些在现实生活中接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年轻乐手们,又如何能够以一成不变的姿态将老乐曲演奏到完美?

    民乐低迷,是多年来不争的事实。所以才会有“新民乐”。

    主办者给它的定义是:新改编、新创作、新挖掘、新组合、新理念等传统音乐形式之外的,融合现代意识和现代演绎手法,同时又能与我国传统民族音乐血脉相通的民乐形式。其音乐元素不仅是传统的民族器乐,还包括民族声乐甚至民间戏曲曲艺、地方音乐等。

    “新民乐”引来了许多争议,褒贬者针锋相对。

    老音乐家朱践耳先生看了演出后认为更像是顽皮儿童的一个奇思妙想,还没来得及长大和懂得权衡完善。他说,就像京剧的振兴不能靠曾一度流行的所谓“戏歌”一样,民乐的发展不能走这样的道路,否则,就是民乐的悲哀和末路。

    北京的资深乐评人金兆钧认为,“新民乐”是以民族音乐元素为动机,用现代理念、手段进行创作和演绎的音乐新形式,它使民乐更适合当代观众的审美口味,为民乐找到了更多年轻观众,使现代音乐人珍视民族文化传统,也使现代音乐立足于民族音乐之根。

    著名蒙族歌手腾格尔愤慨地说,某些创新缺乏对民族音乐内涵的理解,刻意走流行音乐的路子,把古老的民歌改得面目全非,简直是民歌的罪人。

    乐评人宋小明认为,民歌本身就有无数种声音、无数种唱法,但因为学院教育强调其科学性、连续性、系统性,以至于教出来的民歌手千人一面,路走得很窄,应该重归其源头。

    上海音乐学院民乐教授孙文燕觉得,“新民乐”是在现代社会潮流和市场经济下,民歌界迎合市场的一种举动。但手法多半很简单,显得热闹张扬有余沉静不足,脱了中正平和的民族文化之根,如何保持传统民乐的真正韵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著名作曲家、小提琴协奏曲《梁祝》作者之一何占豪教授认为,“新民乐”的定义十分模糊,因为“民乐”指的只是民族器乐,“新民乐”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很难说清,名不正则言不顺。比如很多年前,邓丽君所唱的流行歌曲中已有二胡伴奏的编配方式,它算不算“新民乐”呢?

    北京电台文艺台副台长张树荣认为,“新民乐”并不是用来取代传统民乐的,不能用传统艺术的优势来与新生的“新民乐”的短处相比较,更不要在概念上做文章,否则,就是自加束缚。正是因为多年里习惯于自加束缚,才使民乐创作显得苍白,创新举步维艰。

    在争议中成长

    更多的音乐界人士持平和宽容心态,认为不宜对“新民乐”作太多太细界定,因为那会使音乐门类产生排他性,不利于其繁荣发展。

    争议归争议。事实上,在“新民乐”被叫响之前,一种新的民乐与西洋音乐、流行乐结合的综合性音乐创作,早已悄悄发展壮大着,它们中,只有一部分被归类于“新民乐”。

    上海的二胡演奏家马晓晖已在国内外举办过多场与爵士乐和流行乐乐队合作、以二胡演奏勃拉姆斯等经典作品的音乐会;家喻户晓的民歌名曲《茉莉花》、《敖包相会》、《小河淌水》等都有了轻松的“爵士版”或热闹的“摇滚版”;新排的越剧《红楼梦》有了交响乐伴奏版;而从《阿姐鼓》大获成功起,注重向民间采风,从民乐中寻找素材进行深度创作的作品,更是不胜枚举。

    “新民乐”更像是一种应时而动的现象。所以以“新”冠名,是因为人们注意到了它的成长,它的势头。

    民乐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实际上,随着时代的变迁,民乐的革新从未停止过。一代代音乐工作者曾为此付出了汗水。今天,站在世纪之交,面对外来文化的汹汹来势,民族音乐要赢得观众和市场,更不容乐观。它需要的是更大力度的改革和创新。

    “新民乐”也许就是其中一种。

    因为是新生的,所以至今还有些简单和生硬拼凑。但作为一种对民乐的探索和发展,毕竟走出了勇敢尝试的一步。

    我们还是拭目以待。    

                              《人民日报 . 华东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