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的1月28日深夜1时45分，在中国浙江舟山群岛海域，发生了一起震惊世界的海难事件：中联公司的一艘2489吨“太平”号客轮，与益祥轮船公司一艘载着2700吨煤炭及木材的“建元”号货轮发生了相撞。顷刻之间，两轮沉没海底，“太平”号客轮上除有包括38名船员在内的人被一艘澳大利亚军舰路过救起外，有近千人葬身鱼腹。死亡的人数，接近于1912年4月14日发生在南极海域英国超级巨轮“泰坦尼克号”事件，所以有人称这次事件为“东方的泰坦尼克号事件”。痛惜的是，在这次事件中，有位常州籍天才音乐家、南京国立音乐院院长吴伯超，就此走上了不归之路，当时他还只有45岁。

　　吴伯超此行，本来想去台湾，准备为国立音乐院迁台寻觅新址，并和夫人与独生女儿团聚过年的。他女儿在同年10月因看望在台工作的堂哥、堂嫂，顺便旅游先去了台湾。这时大陆形势急转直下，国统区民众因对共产党不了解，在江南即将解放前夕，纷纷向海外寻找栖身之处。中联轮船公司经营的太平轮、华联轮、中兴轮，是专门往返上海与基隆的轮船，当时一票难求，正常卖出去的船票是508张，可通过各种关系没票上船的，即达300多人。还有600吨钢条、东南日报百吨印刷器材、中央银行大量银元、账册和国民党档案等，超载十分严重。吴伯超到上海后，因买不到票，本来走不了，这时真凑巧，被该轮的熟人三副撞见，就帮他安排上了船。那天已是小年夜，一夜就可以到台湾，吴伯超觉得能够赶到台湾与亲人团聚，非常高兴。他立即拍电报向夫人、女儿通报了这个消息。夫人、女儿抱着激动企盼的心情，早早来到码头。结果人未接到，得到的是伤心欲绝的噩耗。他的夫人后来生活彻底改变，皈依佛门，吃素念佛度过余生。

　　太平轮为什么会失事，其主要有几个原因：一是轮船严重超载，吃水太深；二是时局吃紧，国民党当局为避免船只在黑夜中被解放军拦截检查，不允许夜行的船只开灯，只能摸黑前行；三是据说船上的大副、二副和三副因为新年将至，都在喝酒，麻痹大意，结果酿成惨祸。在死难者中，有知名影响的，除吴伯超外，还有曾在海南岛代表国民政府接受日本投降的海南岛司令王毅将军、辽宁省主席徐箴夫妇、机要室主任毛庆祥的两个儿子以及刑事鉴定专家李昌钰的父亲李广南(上海南通商人)等。这个事件过了几十年后，香港曾拍摄了《寻找太平轮纪录片》；白崇禧的儿子白先勇专门以事件中某个人为题材，写了一部小说，叫《谪仙记》，著名导演谢晋1989年将该作品改编成《最后的贵族》电影，获得了第一届中国金鸡百花电影节荣誉奖。

　　吴伯超是一位了不起的音乐家，他是中国第一代乐团指挥和常州出的第一个指挥家。在他殒命6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他的成长道路以及对中国音乐事业所做出的贡献，对后人不无启迪纪念意义。

　　1吴伯超，小名畴大，1903年8月23日出生在武进雪堰桥的一个亦商亦农的小康之家，家里除有一南货店外，还有60亩耕地。他从道南小学毕业后，父亲为了培养他成材，将他送到常州城内最负名望的江苏省立第五中学（今省常中）寄宿读书。

　　省立第五中学不仅教学质量高，其他副课也非常有特色，特别是在传授中西音乐方面，设有丝竹部、军乐队，这是大多数学校所没有的。童斐校长本人就是一位擅长昆曲、精通民族乐器的音乐家，他对笛、箫、笙、三弦、二胡、唢呐等无所不精，长期兼任这些乐器的指导老师，还引进了像周少梅、刘天华等后来掷地有声的民族音乐家、演奏家担任教员。14岁的吴伯超进这所学校不久，就被这种音乐氛围所吸引，喜欢上了过去从未接触过的音乐，加入了学校的军乐队和丝竹合奏团，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研习音乐上。除随校长童斐学习笛、笙、唢呐等乐器外，还跟周少梅、刘天华学拉二胡，弹琵琶，一有空，就沉浸在这些乐器之中。星期天或暑假放学回家后，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就是一早代替长工出去放牛，这样可以带着乐器、书本，到空旷的原野，专心致志地吹奏笛箫，拨弄乐器。几年下来，吴伯超的音乐知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与储丝竹成了刘天华最为赏识的两个学生。

　　1922年，吴伯超毕业，这时刘天华已到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执教，鼓励他继续向音乐方面努力，吴伯超毫不犹豫，考入了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甲等师范科，学习音乐专业，从此与音乐结下不解之缘。他一面随萧友梅等老师学习乐理、声学（练声）、视唱、合唱等专业课程，一面继续师从刘天华学习二胡、琵琶。后来还到俄籍教授嘉祉开设的班上学习钢琴，随瑞士留学归国的杨仲子等学习有关西洋管弦乐器，音乐才能逐渐显现。1923年12月，音乐传习所举行首次学生演奏会，共有20档节目，吴伯超一人表演了琵琶独奏《汉宫秋月》四曲、钢琴独奏，琵琶二胡合奏《满江红》、《花花六板》（古曲），合唱《祝音乐教育中兴》、《尽力中华》等8档节目，顿时引起同学们瞩目，受到音乐传习所所有老师的器重。

　　吴伯超在音乐传习所的4年中，学习了作曲法、作歌法、乐器法、默谱等大量专业知识，不仅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还在临场演奏方面积累了很强的功底。每年音乐传习所举行音乐会，他总是主角，要演奏国乐、西乐等多档节目。1926年6月，音乐传习所举行首届师范科毕业生交响音乐会，共18个节目，吴伯超一人担任了钢琴、琵琶独奏、乐队指挥、丝竹乐合奏、男生三重唱5个节目，他的才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一跃而成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师范科学生中最有影响的佼佼者。他多才多艺的名声，很快便在音乐界传开。那时他还只有23岁。

　　21926年，吴伯超毕业后，立即被北京师范学校等聘去任教。授课之外，他开始积极参加提倡国乐等活动。

　　当时，民族音乐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社会上出现了一种看重西洋音乐、轻视国乐的倾向。吴伯超认为这是一种盲目崇拜，主张扬长补短，对国乐进行改进，将振兴国乐当作了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与刘半农等36人于1927年5月发起成立了“以期与世界音乐并驾齐驱”的国乐改进社，并依托后来创办的《音乐杂志》，作为收集、研究、整理、改进民族乐器，宣传民族乐曲的阵地。

　　1927年，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被军阀勒令停办，蔡元培、萧友梅南归，创办上海国立音乐院（1929年改名为上海音乐专科学校）。吴伯超应教务主任萧友梅（1928年接替蔡元培任院长）邀请，到该校任他的助手，教授乐理、二胡及钢琴副修课。在完成教学任务的同时，吴伯超全身心地投入到中西音乐研究之中。在该校创办的《乐艺》杂志上，他发表了以西洋管弦乐作曲法创作的《合乐四曲》和用二胡独奏的《秋感》等作品，撰文疾呼，改革国乐，强调“改进国乐单从改进演奏”方法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吸取西洋音乐的精华，融合进“思想的创作”，这样才能让国乐与西洋音乐齐驱并进。他的好学，赢得了校长萧友梅的赞赏，为他想方设法争取到了“中比”庚子赔款留洋名额，成为该校第一位公费送到国外深造的师资培养对象。

　　1931年7月，吴伯超远渡重洋，赴比利时留学，先进沙尔勒瓦音乐学校随古曩教授学和声。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成绩名列全班前茅。1934年7月，在参加和声学考试中，他获得了班上头等奖，再以优异成绩入选布鲁塞尔皇家音乐院深造，继续随在两校轮流执教的古曩学作曲。之外，他还有幸参加了比利时举办的音乐指挥班，投在德国著名指挥家海曼·舍尔兴门下学习乐队指挥，成了中国第一代受过乐团指挥训练的专业人才。

　　他每天只休息五六个小时，夜以继日勤奋读书，常常用绳子把自己绑在椅子上，防瞌睡而跌倒。凡授过他课的教授，无不为这位来自东方学生的刻苦精神所感动。

　　1935年7月，吴伯超毕业考试，又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赋格曲第二奖。随后，他带着当时欧洲最新的音乐思维和观点，回到上海音乐专科学校教授作曲、视唱练耳、指挥法、钢琴、二胡。这时他开始酝酿一个目标，就是决定推动中国的交响乐发展。

　　交响乐对国人来说，当时还是一片空白，除了上海租界工部局有一个乐队，表演供外国人欣赏外，外界几乎无人了解。吴伯超为了将这种高雅艺术介绍给国人，他到处奔走，希望当权者和有钱人能够解囊相助，购置乐器，以成立中国的管弦乐团来推动这项事业。但是，他的苦心孤诣却无人问津，引不起当权者、有钱人的重视。面对这种状况，他只好联络留洋归来的同道一起凑钱，于同年11月组织了一个业余性质的上海管弦乐团，由黄自任团长，他任指挥。从此，在中国的大地上，有了我国自己人创办的第一个交响乐团。

　　上海管弦乐团成立后，排练上演了《士兵的故事》、《怀旧》等作品，其中1937年3月在兰心大戏院交响音乐会上，由他指挥演出贝多芬的《c小调第五交响曲》最有影响。可是在民族多难的年代，要想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愿望并不那么容易，就在交响音乐刚开始起步发展时，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入侵中国。随之而来的是上海沦陷，吴伯超企望发展中国交响音乐的宏大目标，一时化为泡影。

　　3在战争的灾难中，吴伯超带了全家离开上海，于1938年7月辗转到新形成的抗战文化中心——桂林，担任广西省艺术师资训练班主任、广西省立音乐戏剧馆音乐部主任。

　　环境的变化，使吴伯超所追求的音乐重心也发生了变化。在国难当头面前，他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全身心地投身到以抗日救亡歌咏为主的音乐文化活动之中。为了培养后方的音乐师资队伍，他先后参与举办了广西省国民基础学校艺术师资训练班（夜校）、全省中学艺术教师暑期讲习班等，讲授视唱、作曲法、指挥法、大合唱、钢琴等课目，并创作谱写了《国殇——祭阵亡将士诔乐》（混声合唱曲）、《冲锋歌》（四部合唱）、《暮色》（钢琴四重奏曲）、《伤兵之友歌》、《爱国的家庭》、《春耕》、《我们都是小飞行家》、《民族的歌手》、《国民公约歌》、《“七七”两周年献礼歌》等数十首抗日歌曲。这些音乐作品格调高雅，思想内涵丰富，深受群众欢迎。其中有一首用女高音、男高音、男中音三重唱创作的混合四部合唱曲《中国人》，流传最广，为人们所津津乐道。这是我国第一首借鉴欧洲古典器乐谱的曲，此曲不仅歌词写得好，曲子也很优美，唱调气势雄伟、高昂，充满了自豪和自信，整个曲调听后令人振奋，萦绕脑海难以忘怀。后来他到重庆，又多次指挥乐团演奏这首合唱曲，并作为招待访华外宾的重要节目，载入音乐史册。美国总统罗斯福特使居里听后，称此曲“足以象征中国伟大的民族精神”，叫美国驻华大使詹森灌制成唱片寄给罗斯福总统欣赏。

　　吴伯超到桂林后的第二年，他所追求的交响乐又派上了用场。当时桂林的群众性歌咏相当活跃，而在桂林又只有他一个人受过专业训练，桂林广播电台请他组建了广西第一个管弦乐队——桂林广播电台管弦乐队，先后指挥了10多场广西音乐会，演奏了《时钟交响曲》（海顿）、《芬格尔洞窟》（门德尔松）、《荒山之夜》等作品。最大一次是在1939年7月桂林市体育场举办的首届广西省国民基础学校歌咏比赛（他是评判主任）授奖大会上，他指挥万人大合唱，声势之大，热情之高，场面之大，开启了抗战期间群众歌咏的空前盛况。在场的戏剧家田汉看了非常震惊，在《扫荡报》上撰文大加赞许。重庆励志社管弦乐团副总干事施鼎莹得知后，将他“挖到”了重庆，聘请他任该乐团指挥。

　　1940年3月15日，吴伯超在中华全国音乐界抗敌协会组织的春季联合音乐会上，第一次指挥励志社管弦乐团演奏了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一炮打响，博得满堂喝彩。国立音乐院实验管弦乐团随即请他指挥对美音乐广播，效果极好，接下来聘他任该乐团首席指挥。后来中华交响乐团成立，也来聘他任指挥，吴伯超一下子受到重庆三大交响乐团器重。1941年春，他为了掀起交响乐热潮，与郑志声、马思聪等专门策划了一场“三乐团联合演奏会”。这次演奏会共分三个部分，他最后一个出场，指挥演奏了门德尔松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穆索尔斯基的《荒山之夜》和法尔雅的《小巫师》，将演出推向了高潮。中央广播电台专门安排现场直播，中国电影制片厂派人拍摄了纪录片。这次演奏，轰动了重庆整个音乐界。从此，重庆只要有重要的音乐活动和招待外国贵客，吴伯超必邀其中，一跃而成为我国交响乐指挥的领军人物。1942年3月，吴伯超在白沙镇指挥了我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最大一场大合唱音乐会，听众多达7万多人，他几乎成了山城家喻户晓的人物。

　　4吴伯超在推动我国交响乐发展、在作曲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但最大的贡献，还在于发展中国的音乐教育事业。他的弟子桃李满天下，且个个响当当。

　　吴伯超是1943年被教育部点名到初创的国立音乐院任院长兼该院实验管弦乐团团长的。当时该院教学不正常，吴伯超不畏艰难，克服师资缺乏等困难，到处想办法，聘请教师，充实师资力量，有的课，如作曲、指挥法等一时请不到合适老师，他就自己既当院长，又当老师，一人上几门课，把所有精力放到了教育上。即使课余时间，也抓得很紧，每天晚上，他都要提着纸糊的灯笼，到青木关半山腰学生住宿区巡视，辅导学生练习乐器，复习功课，经常要到熄灯号吹响后才离开。他教育学生，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学习要虚心，做事有恒心”，要求学生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习性，“做一个忠诚有用的国民”。在他的教诲下，很多学生后来成了我国音乐领域的栋梁之才，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如中央乐团合唱团创办人之一的著名指挥家严良堃，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博士生导师吴祖强，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主任周同芳等。

　　吴伯超办教育还有一个最突出亮点，就是独具慧眼，创办九年制的我国第一所儿童音乐学校——国立音乐院幼年班。他认为中国要想培养出世界级的音乐人才和建立世界一流的交响乐团，“必须从筋骨柔和的幼年就开始培养”。这一计划自他接任国立音乐院院长起，就一直在酝酿思考。后来经他努力，终于如愿以偿，争取到了200万元办学经费。

　　1945年暑假，国立音乐院幼年班筹办就绪，开始招生。吴伯超考虑到当时的特殊环境，决定主要从战乱游离失所的孤儿院、慈幼院、教养院和保育院中挑选生员，年龄在6~12岁之间，这样既可以解决这般苦难孩子的生活，又可以培养他们成才，一举两得。测试标准以美国《西肖尔音乐才能测试》方法作为参考，测试学生在短时间内，区分两个音在音高、音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以考察幼童潜在的音乐才能。计划宽招200名，然后在教学过程中逐渐淘汰。

　　同年9月，国立音乐院幼年班正式开学，按不同文化层次，编成4个班，1、2班为高班，3班为中班，4班为小班，开设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等音乐基础课程；专业设置为配合将来建立交响乐队而分设弦乐、管乐、钢琴、打击乐4个组。幼年班规定，手指短的学生，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每个人都要学，除弦乐组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的学生，都要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幼年班开学时，抗日战争已经胜利，吴伯超为了学校返迁南京等事宜，开始两头奔波。国立音乐院在南京古林寺旁觅到了建造新院的校址，幼年班一时无着落，吴伯超就与家乡联系，在常州椿桂坊灵官庙贫儿院旁（今常州市第一中学）落实到了校舍。

　　1946年暑假，国立音乐院幼年班在重庆上了两个学期后迁到了常州。由于种种原因，本来有近百个学生，到常州时只剩了40多人。接着，幼年班每年开始在常州、无锡、上海、杭州等地登报扩招，逐渐增到200多人，扩编为8个班，最小的学生只有5岁。

　　由于吴伯超一开始就对幼年班寄予了极高的期望，想把这些音乐幼童培养成一流的高水准人才，对师资配备倾注了大量心血，先后聘曾任中央大学附中校长赵东元任班主任，擅长小提琴的音乐家梁定佳任教导主任（迁常染伤寒去世后，由黄源澧接任），章彦（后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主任）、王人艺（聂耳的小提琴老师）、盛天洞（著名小提琴大师盛中国父亲）、张季时、关筑声等教小提琴；黄源澧（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首任校长）、王友健教大提琴；著名作曲家夏之秋（后任武汉合唱团团长）教小号；陈传熙（后任上海电影乐团首席指挥）教双簧管；潘美波、张隽伟教钢琴；廖辅叔（后任中央音乐学院博士生导师）教音乐名著欣赏分析；刘文英、刘佳音（全国教练耳视唱最好的老师）、钱宝华、邱扬华等教视唱、练耳、乐理、和声等，使“幼年班”拥有了一支强大的教师队伍。另外吴伯超还不满足，还花高昂的代价，每周从上海聘请一些享誉世界的外籍音乐家到常州幼年班来兼课。

　　当时很多有影响的外籍音乐家都集中在大都市上海，如教小提琴的阿德勒，他是德国籍犹太人，原是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来中国在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小提琴首席；另一位教小提琴的波杜什卡，是奥地利人，曾是沙皇宫廷乐队首席，时任上海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教授大提琴的佘甫磋夫，曾是俄罗斯彼得堡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以满分的成绩毕业，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教单簧管的菲奥尼克，是上海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还有教授长笛的美国人奥门、皮钦纽克（他们当时在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吹笛）等等。刚开始这些外籍教师都不愿意吃这个苦到常州来兼课，吴伯超硬是一次又一次的跪地相求，用真情感动了他们。

　　吴伯超为了让这些孩子学到真本事，他千辛万苦，每个星期都要奔波于南京、常州之间，亲自过问幼年班的教学问题。由于他的精心安排和努力，创造了较好的学习环境，使这些音乐幼苗迅速茁壮成长。1947年11月，幼年班与南京大学部一起举办秋季音乐会，有52人组成的管弦乐队，幼年班就占了44人，他们演奏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幼年班第一次亮相，便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应，在全国名声鹊起。1949年4月，该班又派出代表，参加全国音乐教育促进会在上海举办的中国现代音乐史上第一次全国性少儿器乐演奏比赛，参赛者逾百人以上，分钢琴和乐队器乐两组，结果乐队器乐组的奖项全部被常州幼年班夺得：小提琴一、二、三等奖被黄晓和、高经华、朱工七所夺；大提琴一、二等奖被盛明耀、马育弟所夺；长笛二等奖被沈兴华所夺（一等奖空缺）。钢琴组除一等奖被上海刘诗昆获得外，二、三等奖也统被常州幼年班的方国庆、王智仁所夺。

　　5新中国成立后，常州幼年班的学生成了全国各文艺演出部门补充音乐人才的重要来源。有一部分人投笔从戎，如陈稼华、沈兴华、田保罗（1959年获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等10余名学生，加入了第三野战军文工一团（后整编为前线歌舞团），后来这些人都成了主要骨干，其中陈稼华历任副团长、团长。还有大部分人于1950年4月随班迁至天津，作为新成立的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次年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柏林举行，文化部从全国57个单位抽调成员，组成中国青年文工团，常州幼年班有20多个学生入选该团。后来中央乐团成立，因为这些学生受过专业训练，成了组建该团的中流砥柱，有40多人抽调进团。这时吴伯超虽然已经长眠于九泉，没有看到这一天，但他梦想由中国人自己培养交响乐人才组成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常州幼年班的学生，他们没有辜负吴伯超的期望，有很多学生，如张应发、高经华、梁庆林、阿克俭、殷汝芳、蔡纪凯、朱信人、黄柏荣、朱工七等后来都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小提琴首席；岑元鼎等成为中提琴首席；胡国尧、马育弟、盛明耀等为大提琴首席；李学全为长笛首席、刘奇为大管首席、谢厚鸣为圆号首席、方国庆为打击乐首席；白哲敏等为钢琴与黑管首席；张孔凡、王恩悌为首席指挥。

　　吴伯超的远见，如今早已被中国音乐界所公认。2007年，中央音乐学院附中为了表彰他对中国音乐幼教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专门为他竖立铜像，以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