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旧》第一”说
　　
　　对于这个问题,曾有过不同的看法。20世纪90年代之前,一般认为黄自的序曲《怀旧》是中国第一首管弦乐作品。例如,王安国教授在1988年撰写《中国交响音乐创作,1946-1976》一文,其中曾说:“1929年,留学美国耶鲁大学的黄自,创作了中国第一部管弦乐队作品——《怀旧》。”
　　此前,“《怀旧》第一”说曾经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界维持了很长的时间。因为《怀旧》在黄自毕业的1929年,曾经由他的母校——耶鲁大学所在地的纽黑文交响乐团(又译新港交响乐团,New Haven Symphony Orchestra)演奏过,并获得了当地报刊的好评。这确实是中国管弦乐作品第一次在国外舞台上的演出。黄自回国后不久,1930年11月,《怀旧》又由上海工部局管弦乐队在梅百器的指挥下在国内演奏,萧友梅还为这次演奏专门写了文章——《黄今吾的(怀旧曲)》(今吾是黄自的字)。文章最后写道:“中国人的乐队作品,这是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的机会。这岂不也是最值得一般爱国的邦人君子欢喜的一回事吗?”
　　萧友梅的文字写得非常的客观——说这是中国人的管弦乐作品“第一次在外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里得到公开演奏”。因为他自己非常清楚: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由中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已经在数年前就演奏过了。
　　
　　“《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
　　
　　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是指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由中国人主持的管弦乐队”,是指20世纪20年代由萧友梅创办的“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1923年12月17日,萧友梅亲自指挥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演奏了他创作的《新霓裳羽衣舞》。但是这件重要的音乐史迹被历史湮埋了六十多年,直到80年代后期,华裔音乐学者韩国鐄运用他在海外寻找到的资料对“北大音乐传习所”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时,才证据确凿地指出: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近代音乐史上第一首西式管弦乐曲”。
　　此后,“《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很快替代了“《怀旧》第一”说,得到了音乐史界的广泛认同。这一“新说”将中国人创作的管弦乐曲的时间提前了六年。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舞》的总谱手稿也被发现——这是由萧友梅的侄女萧淑娴保存并提供,由文化部文学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拍摄成显微胶卷保存下来的。一些学者开始对这部管弦乐手稿进行了初步的研究,撰写了学术论文。如,1992年6月王安国教授写的《萧友梅器乐作品研究》一文中,专有一节对《新霓裳羽衣舞》进行了音乐学的分析,王教授说:“他(梁按:指萧友梅)的管弦乐曲《新霓裳羽衣舞》(op.39)从创作和首演的时间看,均早于黄自于1929年在美国创作的《怀旧》,因此,这部长达474小节(包括反复所占时值)的作品,实在应该算作中国的第一部管弦乐曲。”
　　王震亚教授在《萧友梅音乐作品分析》一文中对《新霓裳羽衣舞》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后指出:“1923年我国还没有多少人知道什么是管弦乐,更谈不上管弦乐曲民族化的问题。萧友梅是探索创作民族化的管弦乐曲的一位先驱。”
　　“《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从90年代一直维持到现在。2003年,有人曾经提出要搞“中国交响乐80年回顾暨第一届中国交响音乐季”的宏大计划,就是按照“《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设计出来的——从1923年产生了中国第一首交响音乐作品后,到2003年已经整整80年了。只是由于2003年的“非典”事件,将这一计划彻底搁置了。
　　
　　“《哀悼进行曲》第一”说
　　
　　近年来关于萧友梅的研究进一步深入,萧友梅的新资料被进一步发掘了出来。目前已经有足够的资料可以推翻原先的“《新霓裳羽衣舞》是中国第一部管弦乐作品”的说法,而应代之“《哀悼进行曲》第一”说。
　　《哀悼进行曲》是萧友梅1916年在德国留学时谱写的一首管弦乐作品。主要的依据有以下两种:
　　第一是2004年汪朴从《教育公报》第四年第四期(1917年3月20日出版)上发现了《本部留德学生萧友梅学业成绩报告及请予研究期限一年理由书》一文,后转载于《人民音乐》2006年第1期上。这份“成绩报告”中提到: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创作了多首乐曲,其中有“《哀悼引》一曲,追悼黄、蔡二先生(黄钟软调,洋琴军乐队及大乐队用)”。其中,黄钟软调今译c小调,洋琴即钢琴,大乐队即管弦乐队。看来当年他谱写的《哀悼引》,既有钢琴曲,又有军乐队和管弦乐队曲谱。
　　第二是2007年7月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第二卷)中,收入了《哀悼进行曲》的管弦乐总谱(第85-97页)和分谱(第98-111页),同时还刊有钢琴谱《哀悼引》和《哀悼进行曲》的铜管乐分谱。
　　上述两者互相佐证,文字记载和保存下来的总谱基本一致。因此可以确凿无疑地断定:1916年12月萧友梅谱写的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是目前发现的中国作曲家创作的第一首管弦乐曲。
　　“《哀悼进行曲》第一”说又将中国作曲家创作管弦乐曲的时间提前了七年。
　　萧友梅在德国创作《哀悼进行曲》时留影(1916年12月摄于柏林。转自黄旭东、汪朴编著《萧友梅编年记事稿》)
　　现在还没有找到《哀悼进行曲》在德国演奏过的文字记载,但是萧友梅亲自抄写了《哀悼进行曲》的全部分谱。假如没有演奏的机会,作曲家一般是不会花时间去抄写分谱的。保存下来的分谱就是可能被演奏过的证据。但是关于这事还需要寻找更为有力的证明。
　　《哀悼进行曲》在国内演奏的确切日期是1925年3月28日,地点是北京景山东街北京大学第二院大礼堂。这次演奏时,节目单的曲目中增加了六个字——《哀悼进行曲》(悼孙中山先生)。这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孙中山先生于半个月前(3月12日)在北京去世。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革命先行者,也是萧友梅的战友和导师,萧友梅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专门举办了一次以“纪念孙中山”为主题的“第19次演奏会”,演奏了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爱格蒙特序曲》,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以及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等。这说明萧友梅对孙中山这位 老朋友和老战友怀着多么特殊而强烈的感情。当然,这次演奏的《哀悼进行曲》和他1916年谱写的总谱肯定有所不同,这是因为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管弦乐队的编制不全(缺少大管和中提琴声部),需要根据这个特殊编制的乐队重新进行编配。
　　
　　《哀悼进行曲》音乐分析
　　
　　《哀悼进行曲》总谱的手稿原件,现藏于上海音乐学院,写在12行五线谱上,共19页。图片为总谱手稿的第一页。
　　
　　萧友梅《哀悼进行曲》总谱的首页(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供稿)
　　根据总谱首页的标示,乐队的编制为:长笛1,双簧管1,单簧管2,大管1,圆号2,长号1,定音鼓2,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提琴。这是一个标准的单管制管弦乐队。
　　创作管弦乐《哀悼进行曲》的时候,萧友梅刚入柏林施特恩音乐院“乐正科”和“作曲科”学习指挥和作曲。钢琴曲《哀悼引》和管弦乐曲《哀悼进行曲》都是学习作曲时的习作。萧友梅自编的作品号同为24号。
　　这一年,我国“辛亥革命”和“讨袁战争”的两位主要军事将领——黄兴和蔡锷相继去世,全国各地对于他们的去世纷纷表示哀悼,留学德国的学生也准备集会追悼黄、蔡二人。萧友梅的《哀悼引》正是为了悼念这两位人物的去世而创作的。萧友梅手书的《哀悼引·序》中说:“兹藉留德同学诸君有追悼黄、蔡二公之举,特仿Beethoven之Tmuermarsch体作成一曲,聊表悼意,名日《哀悼引》,二公有灵,其鉴吾志。”
　　《哀悼进行曲》全曲情绪哀伤,节奏沉重,充分表现了萧友梅这位同盟会会员(萧友梅是1906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的)对黄兴、蔡锷这两位革命前辈、老战友的深沉悼念之情。
　　管弦乐《哀悼进行曲》是带再现的三部曲式结构。第一段是慢板,c小调,节奏如葬礼中沉重的步伐。单簧管、第一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奏出缓慢、悲痛的主旋律,情绪凄楚欲绝:
　　
　　同一主题转到f小调上进行发展后,又转回c小调结束第一段音乐。
　　中间乐段转入C大调,是一段明亮而雄壮的进行曲。萧友梅在1925年写的《哀悼进行曲·序》中说:“中段16小节改用大调,以雄壮声音描写‘努力’‘奋斗’‘救中国’之意。”乐队以饱满的和声和断奏,显示了内在的力度,象征着化悲痛为力量的决心。
　　在第一段音乐完整再现之后,还有一段尾声(Coda),音乐在悲壮的气氛中结束。全曲洋溢着真挚、悲痛的哀悼情感以及奋起斗争的愿望,这是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
　　另外,萧友梅又将此曲改编为铜管乐队编制。为铜管乐而写的分谱今收藏于南京中山陵园管理处。萧友梅在《哀悼进行曲·序》中说:“此曲原为管弦乐队用,盖丝声哀,以奏悲曲较为相宜,唯吾国音乐教育尚在下种时期,国内只有一个——由北京大学附设音乐传习所导师与乐友社社员组织的——管弦乐队,故不得不改用军乐演奏。”
　　作为中国最早的一首管弦乐队作品,《哀悼进行曲》在创作上存在着明显的模仿痕迹,尤其是模仿贝多芬的《哀悼进行曲》。这属于音乐创作早期难以避免的现象,当时萧友梅尚在德国留学。
　　现在,管弦乐《哀悼进行曲》的总谱和分谱,以及铜管乐《哀悼进行曲》(悼念中山先生)的分谱,都收入在《萧友梅全集·音乐作品卷》中。
　　这首乐曲采用的是一个政治题材——纪念政治界重要人物的题材,与黄兴、蔡锷、孙中山都挂上了钩。萧友梅在谱写这部作品的时候,既受到了欧洲交响音乐传统——特别是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深刻影响,也自然地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文以载道”的深刻影响,他的作品要力求反映他的“民主主义革命”之道。这或许是一种象征——中国交响乐从一开始就承担了重大题材的重担,这副重担一直贯穿于20世纪的中国交响乐创作并延续至今。
　　
　　管弦乐创作在亚洲
　　
　　中国的管弦乐创作,从80年代之前的“《怀旧》第一”说,发展到90年代的“《新霓裳羽衣舞》第一”说,又变为今天的“《哀悼进行曲》第一”说,将中国的管弦乐创作时间整整提前了十三年,即从1929年提前到1916年。这可以看做是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三次小小的“重写”。“《哀悼进行曲》第一”说能够保持多长的时间呢?也许还会被推翻。希望能够有新史料的发现再来改写它。
　　萧友梅在德国写成管弦乐《哀悼进行曲》的1916年,实际上是萧友梅在学习欧洲音乐创作技法突飞猛进的一年,他在这一年中就有许多项中国音乐的创举。例如,他谱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弦乐四重奏《小夜曲》(四个乐章,作品20号),创作了中国第一首军乐合奏曲《在暴风雪中前进》(作品23号),第一首中国大提琴曲《冬夜梦无词曲》。这一年中他所创作的钢琴曲《夜曲》(作品19号)和钢琴曲《哀悼引》(作品24号),也属于中国作曲家创作的最早的钢琴曲之列。因此,我觉得1916年可以称之为是中国音乐史上的“萧友梅年”。
　　那么,1916年产生的管弦乐《哀悼进行曲》,如果与亚洲其他国家的音乐创作情况相比,是怎样一种情况呢?
　　据知,日本第一部交响曲是1912年山田耕筰谱写的《凯旋与和平》,写于德国。
　　菲律宾的第一部管弦乐是F.圣迪亚哥(Francisco Santiago)的《降b小调钢琴协奏曲》,创作于1924年。
　　韩国第一部管弦乐曲是1936年金东振的《小提琴协奏曲》,但是它只有钢琴伴奏谱。金东振的交响诗《挽歌》创作于1942年。

　　相比之下,中国第一部管弦乐的产生并不晚,只比山田耕筰的《凯旋与和平》晚了四年。山田耕筰(1886--1965)比萧友梅小两岁,属于同一代人。山田耕筰1908年毕业于东京音乐学校,而萧友梅是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在东京音乐学校选修钢琴、声乐,1909年获该校的“修了证书”。因此他们应该算是东京音乐学校的校友。山田耕筰于1910年4月至1913年9月留学德国,入柏林高等音乐学院,而萧友梅则于1912年11月至1919年10月留德,在莱比锡、柏林的几所大学学习音乐,并于1919年获得博士学位。山田耕筰的《凯旋与和平》和萧友梅的《哀悼进行曲》,都是他们留学德国时期的创作。因此,那时中、日两国的管弦乐创作都在起步时期,在亚洲都是处于领先的地位。受到当时的“欧洲中心论”和“音乐进化论”的影响,日本抱着“和洋折中”的观念,在学习西洋音乐方面,步子走得比中国要更快些。

　　风起于青萍之末。将近一个世纪之前产生的《哀悼进行曲》,就像一粒微小的音乐种子,显示着中国交响音乐的初始状态。不管它在技法上多么的简单,艺术上多么的幼稚,模仿的痕迹多么的明显,这些都不能磨灭它开创性的功绩。九十余年来,中国交响音乐的创作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中国交响音乐之风”,足已能够自立于世界交响音乐之林。这就应了那句古语:作始也简,将毕也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