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中国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
上海市建平实验学校 王 忠
引 言
很难说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联系是一种必然，也很难给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关系一个完整和正确的定位。中国民族音乐存在了数千年，随着历史的变迁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意识形态不断发生变化，民族音乐也随着变化和发展，而且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它不仅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精神面貌，也用音乐这个特殊的方式记载着不同历史时期人们的日常生活和人文背景。可以说，中国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个特点比较鲜明的体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尤其是所谓的“新潮音乐”可说是在西方强势文化冲击下的派生物，虽然众多音乐人可以借“流行音乐”的形式来表现生活和情感，但是作为音乐它已经不再是一种宜于实现超越性的艺术，而是一种在人们日常生活过程中加以消费的使用价值。虽然流行音乐有时也显得很贴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世界，但是在精神特征本质的缺陷方面却显得比较极端和盲目。
笔者是一名中学音乐教师，针对目前学生当中的偏爱流行音乐的现象，力求在教学当中作一些相应的调整，把流行音乐中一些典型的范例适当的引入课堂以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从而努力摸索出一条适合于现代中学音乐教育的新路子。我想这也是许多同行们的愿望，但是如果连我们自己都还没有对中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现状进行足够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不能从正确的角度、用辩证的思维方式对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的依存关系有充分的理解，就不能够在引入流行音乐进课堂的同时因势利导对学生进行审美教育；也不能够更好的利用校园这块主阵地为弘扬我国民族音乐文化做出有益的贡献。
一、 中国民族音乐的尴尬处境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音乐源远流长，而且中国人民自古就有着交流融合的习惯、海纳百川的豁达和融会贯通的精神。在以中原音乐、四域音乐和外国音乐为三大来源的中国传统音乐经过数千年的发展，积淀了各民族的艺术智慧和创造才能，可以说已经具备了鲜明的民族个性。在不断的交流和交融中，它们互相辉映，互相兑争，进而衍生、发展。由于经济的强大实力和政治的相对稳定，在无数次的交流和交融中中原音乐文化都处于明显的“强势”地位。但是时间的推移、历史的变迁对于任何一种意识形态来说都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等因素对音乐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西域音乐与中原音乐的融合、四域之间的音乐交流等都无不与社会、政治、经济等因素有着密切的联系。 “五四”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的不彻底和建国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民族音乐的尴尬地位更是体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唇齿相依的关系。在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都受到侵袭的同时文化侵袭也是一种必然，当然这种侵袭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是我国民族音乐发展的一次契机。然而那个时期文化思想领域里的否定思潮却高举国学之大旗对“新音乐”进行了全盘否定。从历史的角度看可以说是“五四”运动的不彻底使得新音乐的发展也变得举步维艰或者说是似是而非（当然期间也不乏精品）。解放以来至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从音乐发展的角度来说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积累阶段，“自力更生”、盲目排外的思想使得音乐的发展处于一种真空状态，在免遭“文化侵袭”的同时也失去了很多与外国文化进行交流的机会。
当然，“传统由发展而来，也要发展下去”（刘再生《论新音乐的历史观》）。虽然改革开放使以往的秩序结构、心理状态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虽然世界音乐文化和学术思潮蜂拥而至时国人显得有点措手不及，但是中华民族一直有着难能可贵的兼容品质，很快使自己从茫然中走了出来。“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以惊人的速度发展起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新潮音乐”和“流行音乐”以从善如流的态势发展的同时，也力图从全面的否定中达到新的肯定。然而这种“新的肯定”对于中国民族音乐来说有何影响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中国人自古就提出“百家争鸣”，从不忌讳与外来文化的融合。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在诸多冲击之下，民族音乐显得冷静异常。我们眼看着在我们华夏民族生存了几千年的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民族音乐文化有日渐没落的迹象，电影、电视等各种媒体无不充斥着无病呻吟和病态的呐喊。当一场颇有质量的民族音乐演唱会或演奏会门可罗雀时，某著名歌星的演唱会却异常火爆，一票难求。
可以说音乐文化也是人的存在方式之一，脱离了人与人的需要的音乐是不存在的。现在人们不再有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重重思想压力和顾虑，法制的健全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权利，改革开放更是赋予了我们选择的机会。人们可以根据需要和喜好选择适合自己的音乐，就像逛商场时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商品一样自由。摇滚乐、爵士乐以及POP等各种流行音乐的风靡，各种所谓的世界名牌服装的大行其市等现象其实体现的是一种社会心态，也可以说这是一种文化的碰撞。“历经百年的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交融是由里及表，由浅而深的过程，也是在不断失落自我中不断发现自我的过程。”（李西安《扣响现代之门》）然而民族音乐以一种弱势文化的姿势存在成为一种习惯的话，人们就会对我们的民族音乐产生一种自卑感、遗憾感。这样也就不能正确的审视我们的民族音乐，不能具体的甄别精华和糟粕，不能以平衡的心态去面对现代和传统，更不能把握应有的尺度应对文化的继承。
二、 流行音乐面面观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样板戏和语录歌几乎是我国音乐的全部。盲目的闭关自守、与世隔绝，长期的思想桎梏使得音乐的发展失去了应有的原动力，音乐与政治的联姻更使得许多好的音乐成为一种奢侈品。当然，经济基础决定人的思想意识，在那种政治和经济条件下样板戏和语录歌同样能带给人们快乐和激情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事物的发展是建立在矛盾冲突的基础上的，没有矛盾的冲突就没有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如果说粉碎“四人帮”和改革开放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音乐的百家争鸣也是推动音乐向前发展不可阻挡的潮流。当世界发展的潮流不可避免的向着政治格局多元化和经济一体化的的方向发展的同时，长期受到禁锢的中国人民的传统思想与伴随着改革开放而来的多元文化和思想的矛盾冲突就很快凸现出来了。
首先进入中国并产生巨大影响的是邓丽君、张帝、刘文正、陈美龄、侯德健等一批港台歌星。当样板戏和语录歌已经让中国人民麻木而不能真正带给人快感的时候，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落下帷幕，“四人帮”被一举粉碎，禁锢人们的思想篱笆被初步拆除时，邓丽君的歌像一股清泉荡涤着人们的干涸的心田；“机智歌王”张帝的搞笑歌曲也风靡整个神州大地；刘文正的歌曲更是被众多大陆歌星一次又一次的翻唱并随之走红（著名歌星张行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对于来自外界的种种音乐思潮的冲击和五花八门的音乐形式诱惑，人们还没有作好足够的思想准备就被其所征服并无条件的接受，“靡靡之音”的说法显得那么绵软无力。当人们发现音乐还可以有这样的风格，还可以这样直截了当的抒发感情的时候，我国的流行音乐也就不可避免的随之进入发展的轨道。然而，“当时的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完全处于一种历史性的‘真空’状态，而当本世纪的世界音乐文化与学术思潮蜂拥而至时，国人完全处于一种既一无所知，有不知所措的尴尬处境”。（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模仿成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全部内涵和唯一选择，根本谈不上理性的交流和交融，从任何一个层面来看都完全处于弱势地位。当然不可否认，港台歌星及港台流行音乐对我国大陆的流行音乐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积极推动作用。当人们不再满足于某位歌星唱得像不像谁时，我们的流行音乐也向前跨了一大步。我们有了一大批自己的歌星，在不断的肯定和否定、模仿和重塑形象的过程中它们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如：吴涤清、张行、韦唯、刘欢、毛阿敏、那英等，无不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演唱风格。
改革的深入不仅促进了经济的不断交流，也加速了各种形态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和渗透。我国的流行乐坛除了以“爱”为主题外，也开始有了另类的声音，如：摇滚乐、说唱等。我国的摇滚乐元老崔健以一首“一无所有”掀起了一股强劲的摇滚之风，随后摇滚乐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如：唐朝乐队、轮回乐队、指南针乐队、黑豹乐队、零点乐队等等。狂热的呐喊、震耳欲聋的重金属摇滚，歌词中充斥着“痛苦”“人生”“失落”，这些都无不折射出一种受政治、经济、文化等冲击而变得茫然无措的审美心态。林林总总的各种形态的流行音乐虽然也大大的丰富了人们的生活，从另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出，这些流行音乐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也确实是以实现个性特征为目的的，他们的创造力也或多或少在自己的音乐中得到了体现，但是随着艺术的超越性被实用性所取代的时候，音乐的本质精神却已失去。他们的音乐在更大程度上是一种悲观情绪、浮躁心理、求异心理的体现。
三、 我国民族音乐和流行音乐的依存现象
长期以来我国的民族音乐与流行音乐以及新潮音乐在很大程度上都处于一种相互斗争、相互排斥的状态，而随着各自的生存空间的扩展需要，它们又不可避免的走到了一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已经慢慢建立起来。
流行音乐是随着工业的发展而发展起来的，“‘流行音乐’的概念最早还是来自西方。英文有Pop music一说。但POP之流行，其义为通过报纸、电台等媒介手段流传出去。可见，这是一种手段与手段之结果。手段是以工业文明（如今又使用了信息文明的手段，如电视）的媒体来传播，其结果是在广大群众之中流传开来。因此，“流行音乐”不是一种音乐形式，而是一种音乐行为及其被社会认可的程度。”（张广天《“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由此可见，流行音乐之所以流行，不能完全的肯定为音乐本身被认可，但是可以肯定这种手段如果被很好的利用也会有利于我国民族音乐的发展的，虽然目前对民族音乐的现状和其存在的形式有着许多不同的看法，但谁又能说这种争论不就是一种发展呢？
其实早在八十年代初就有了民歌以流行音乐形式出现的例子。邓丽君演唱的大多是以民间小调为素材创作的歌曲，《小城故事》《原乡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等，台湾高山族民歌《娜鲁湾情歌》的流传更是给了大陆音乐制作人很多启示。随着崔健的一首《一无所有》的流传，整个中国都刮起一股强劲的西北风，《黄土高坡》《高天上流云》《信天游》等一大批以西北民族音乐为素材的流行歌曲到处传唱、家喻户晓。如果说这些都还是一种追求所谓流行、纯粹为获得某种利益的思想使然的话，那么“北方歌王”腾格尔一直坚持把自己的音乐创作扎根在蒙古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使自己能一直保持在中国流行乐坛拥有一席之地；上海著名二胡演奏家马晓晖与电声乐队的完美合作；冯小泉、曾格格夫妇的流行民乐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朱哲琴的《阿姐鼓》方兴未艾；“彝人制造”演唱组合迅速串红等等无不说明一点：中国民族音乐正在逐渐完成一次新的质变，而流行音乐也正在积极的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音乐文化的发展已经进入现代社会，当代的音乐文化必然带有当代特征，音乐文化随着时代和这个时代的人的需要而变化发展，这本身便是一种创造，一种不脱离民族传统并以现代生活为根本的创造。”（范晓峰《当代音乐文化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
日前，第十一届“孔雀奖”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赛在南宁举行，美国老牌乐队组合“空气供应站”（Air Supply）成员在南宁听了三天的民歌，我国著名歌手韩红，音乐制作人臧天朔以及因翻唱《山歌好比春江水》等经典民歌而走红的斯琴格日乐也来到南宁。按他们的话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好”，可以在南宁的歌海里好好充电，一如大快朵颐。看得出民族音乐元素越来越被流行歌手所重视，正如他们所说“尊重原创风格的改变，附以当今年轻人所接受的音乐形式，不仅能让更多人重新认识并喜爱古老民歌，也使传统民歌古老生命力的一种延续。”反过来说，对流行音乐的创作这也是一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富宝藏。我国古老的民族音乐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和沉淀，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和鲜明的特征，中国民族音乐语言能够最为准确的反映中国人的思维状态，中国的流行音乐只有扎根在本民族的音乐土壤里才能获得更为顽强的生命力。马克思曾经说过“越具有民族性的就越具有世界性”。
结 语
不可否认，孔子及儒家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思想支柱对我国的音乐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儒家思想关于音乐美学的观点对中国音乐确实起到了极大的对动作用，但是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对中国音乐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制约作用。他们虽然承认音乐的娱乐功能，但是同时也旗帜鲜明的指出音乐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虽然也主张“质”与“文”的统一，但是他们要求的在简单的音乐中蕴藏深邃的道理又与之无不自相矛盾。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导致人的思想观念也在发展变化，人们不可能用同一种思维、同一种审美态度去对待音乐，然而我们的民族音乐在很大程度上依然传承者这一古老特点。当然中国民族音乐的形式、乐器的结构特点以及乐队的结构也局限了音乐以更丰富的语言去表现生活，特别是表现现代人的生活。
目前全球的政治正向着多元化方向发展，而经济也日益趋于全球一体化。在对待特殊意识形态的音乐文化方面，持开放性文化心态的人们坚持的是一种融合的方向，却不可能使音乐的内在完全“同质化”。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经济与文化的交流日益平繁，不同阶层的人们对精神生活的不同需求使得各种音乐形态的并存已经成为一种必然。白领阶层喜欢在工作之余静坐在钢琴酒吧欣赏爵士、蓝调；年轻人喜欢在狂热的摇滚乐中尽情叫喊、渲泄；文人们则大多喜欢在交响乐中去体验一番古典情怀。对于这些现象我觉得应该用辩证的方法去分析和对待。日前有关著名指挥家卞祖善与以一曲《卧虎藏龙》而享誉世界乐坛的著名作曲家谭盾在北京电视台直播的《国际双行线》节目中所引发的争论被大肆宣传，随之全国各大媒体也相应发表评论，见解不尽相同，莫衷一是。倒是随后谭盾自己的一番话颇有意思，值得我们深思：“不在同一水平上”的含义不是指水平上下和左右的区别，而是指两代人在文化和观念上的冲突。确实是这样，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生活背景，音乐作为一种表现形式肯定会有所不同。不管谭盾的音乐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从《九歌》到《永恒的水》或者说到他的无声音乐，他至少一直在努力表现自己，阐述自己的思想和对艺术的见解，他的音乐艺术是以实现个性特征为目的，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一直以来我们都习惯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来形容文化事业的欣欣向荣，我们决不希望乐坛中只有一种声音，也决不会只有一种声音。卞祖善与谭盾的现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音乐进步的一种标志，是音乐向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现象。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不断的向前发展，中国的流行音乐也在各种音乐思潮的冲击之下，自身的承受能力越来越强，这是一种成熟的标志。民族音乐也伴随着历史的进程几经沉浮，虽然目前大多数时候民族音乐的演出时台上热闹台下冷清，但是，现在终于迎来了我国民族音乐大好的发展机遇。随着对外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大，随着中国加入WTO，我国民族音乐有了更多的向世人展示自己的机会。总之，我们的流行音乐应该具有中国特色，我们的民族音乐更应该具有时代精神，只有互相取长补短、相互借鉴，积极拓展各自的生存空间，我们的音乐才能在世界乐坛绽放出夺目的光彩。
参考书籍:杨荫浏《中国古代音乐史稿》
范晓峰《当代音乐审美的社会心理背景》
张广天《“流行音乐”剥下你的伪装》
刘再生《论新音乐的历史观》
李西安《扣响现代之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