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唱着“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歌走进中学校门的。因为我自打小便特别喜欢唱歌，更由于家庭文化环境和底蕴的熏陶，在小学时，我便是班里第一个能唱准：“do、re、mi……”七个唱名的学生。为此，我的初中班主任汪舜年老师常常高兴地把着我的两只小手教我弹奏风琴和敲击军鼓。那时，学校里还常组织秧歌队、腰鼓队，我也常常是骨干演员，并不间断地去工厂和乡下去宣传“支援前线，捐献飞机、大炮”的活动。由于我有着一副特别嘹亮的好嗓门，常常把班级里的许多同学比得败下阵来。
    到了初中二年级的时候，校园里又响起“当祖国需要的时候，我们马上拿起枪……”当时的新解放区中学，有点“军校”性质，学生的衣食住行全部公费，每逢开饭前各班还排队拉歌，我曾担任班上的唱歌指挥，记得由我起唱：“咳啦啦啦，咳啦啦，天空出彩霞……”之后，全班便齐声唱起来。只待值班老师一声哨音吹过，才纷纷解散，各自奔到地上摆放的菜摊。当时，朝鲜战火激烈，政府号召有志青年报名参加“随军干校”。不满13岁的我便随着大队登上了开往东北的军事列车到了营口。那时军干校的首长组织了一支“小小宣传队”，因为我活泼爱唱、爱跳，自然又成了骨干演员，经常上街表演“话报剧”《打倒美国狼》，由于我长得又白又胖，便多次在“话报剧”里戴上星条旗的大高帽子，穿上西装礼服，扮演美国总统杜鲁门。后来，军校首长看我年龄太小，又有音乐天赋，便没让我过江上前线，而是决定送我到“随营学校”再去上学，并主修音乐专科。这对我来说真是天大的美事。部队文化干士给我找来一本宝贵的音乐入门参考书，那便是丁鸣、竹风先生合编的《歌曲作法教程》。50年代初期，我便是死啃这本音乐宝书，并带上它读完了省重点高中（即：当时在“小书院”的合肥一中）去投考音乐院校的，记得当时全国六家音乐院校联合在上海招生，我便带着吕达夫校长给我开的介绍信和另一位安徽老乡考生赶往设在“漕河泽”的上海考点，我报考的是声乐专业，不久则被华东地区一所著名艺术院校录取。和这位安徽老乡分手时，我们相互祝愿：为振兴和发展新中国的音乐事业，奉献全部心力。
    到了国家号召“超英、赶美”的1956年，正当人们怀着巨大的热情投入“向科学进军”之时，我们被提前毕业。我先后到中专和高校担任音乐教育工作，同时兼任全国中小学师范音乐教材编委和诸多音乐报、刊副总编、编委及各文艺报刊自由撰稿人。我对于我的“音乐生涯”无怨无悔，痴心不改直至地老天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