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不怕狂风和巨浪，海燕不怕雷鸣和电光，勇往直前青年伙伴们，让暴风雨来得更猖狂。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自由幸福的理想，高歌呐喊，大家来救亡……”这是高晓松的清华大学1939届校友傅国虎先生在校时，将高尔基的诗编成“海燕歌咏团”团歌中的几句，这个自动自发组织的歌咏团，铅印了三十多首爱国救亡歌曲
，编印了一套“中国歌曲明信片”共二十万张寄往国内各大学的学生会，并收到一定成效。

　　在6月17日举行的“大学生音乐节校园音乐论坛”上，高晓松批评现在的大学生缺乏音乐修养，并直言以往大学“‘墙高水深’，充满了思想激荡和文化先锋意识，而现在的大学‘墙低水浅’。我不知道高晓松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清华校友们，在看到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校园民谣“中的风花雪月时，是否有过如高晓松一样的想法。

　　大学校园到底是‘墙高水深’还是‘墙低水浅’，并不表现于学生们的态度，应是大学所处的社会环境和时代背景，这跟如今的大学生没有太大关系。高晓松作出的如此论断，只因他当时的大学校园有一个独特的环境。而如今上大学在高投入、无任何就业保障等压力下，再产生类似“校园民谣”风格的歌曲基本不太可能，即便出现也难以引起共鸣。毕竟在大学生们普遍面对生存压力时，风花雪月还是太矫情或奢侈了。而今天的大学生们在毕业后极低的就业环境中，看重成名也并不是什么过错。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将“校园民谣”拔高到何种地步，与台湾校园民歌运动上李双泽提出“要唱自己的歌”对台湾歌坛近三十年来发展的影响相比，它没有起到“先锋意识”的影响；与上世纪三十年代大学生们那些朴素而热血沸腾的歌曲相比，它也没有唤起更多国人体内的热血。

　　“校园民谣”的成功，基本上就是在以唯美的词曲和首次引入内地唱片业的“文案策划”等商业运作下的个案，它是与高晓松同时代大学生们的一场关于青春的怀旧。而下一代大学生们，喜欢它的多种原因里，恐怕还包含在嘈杂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承受的压力，对那一代大学生所处环境的羡慕和向往。

　　其实，现在的大学生们在受高晓松批评的同时，也完全可以去批评高晓松时期的校园音乐类型太少、配器简陋、题材单一等，这些是如今社会环境下的优势。而那些以“校园民谣”作为标准来批评如今校园音乐的“失落”的人，并没有讲太多道理。关于校园音乐在具体的选拔机制、价值标准、宣传推广等方面，可讨论的问题还很多，能去做的实事也很多。

　　只有当校园音乐价值成为社会的价值需求，或校园音乐的潮流暗合了社会的潮流，它才可能被社会广泛关注。其他时间里，包括在当下的环境中，校园音乐与唱片市场之间，本来也没有必要、也不会过多地交叠到一起。只要大学生们不感觉自己的音乐生活“失落”，就永远不会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