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罗版《茉莉花》的旋律在北京奥运会颁奖礼中反复响起

     1926年4月25日晚，歌剧《图兰朵》在灯火辉煌的米兰斯卡拉剧院举行盛大首演，中国民歌《茉莉花》成为贯穿全剧的主旋律之一，世界著名指挥家托斯卡尼尼 (A.Toscanini)正全神贯注地指挥着他的乐队。

     歌剧演到第三幕，忠心耿耿的侍女柳儿（Liù）为了保护她暗恋的主人卡拉夫（Calaf）王子，决定牺牲自己的生命。托斯卡尼尼在柳儿去世的送葬进行曲后，突然放下指挥棒，并示意乐队停止演奏，面对全场愕然的观众说：“QuiilMaestrofiní”（大师就写到这里），未完的《图兰朵》就此戛然而止。因为普契尼在写到此时，于1924年11月29日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医院因癌症与世长辞，他的手中还有36页未完成的草稿，由指挥家托斯卡尼尼推荐的作曲家阿尔法诺（Alfano）。

     《茉莉花》是普契尼1920年从他的朋友、曾经出任意大利驻中国领事的法西尼（Fassini）公爵家的八音盒中“捡”来的宝贝，他将这首“很中国的音乐”多次用男声合唱、女声合唱、交响乐队等形式巧妙地运用在歌剧里，还改编成合唱曲《月亮出来了》。借着《图兰朵》的盛名，这首在中国早已家喻户晓的民歌《茉莉花》远播海外，为越来越多的近代观众所熟知。
“黑鸭子”的另类版本

    在《茉莉花》的各种演唱版本中，词作者一栏一般都是空缺或者写着“佚名”，而“黑鸭子”组合演唱的版本却有些特别，这个版本的词作者写的是“冯梦龙”，明朝著名的讽世小说“三言”的作者。

    “黑鸭子”这样的标注是不无道理的，因为今天人们所能见到最早的与《茉莉花》相似的歌词，正是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冯梦龙收编在《挂枝儿》中的一首有词无曲谱的《茉莉花》：

    “闷来时，到园中寻花儿戴。猛抬头，见茉莉花在两边排。将手儿采一朵花儿来戴。花儿采到手，花心还未开。早知道你无心也，花，我也毕竟不来采。”

    歌词中除了“采一朵花儿戴”这个细节与现在的《茉莉花》一样以外，其余词句都不同，还不能作为《茉莉花》“老前辈”的佐证，但至少说明了茉莉花在明代后期就已成为人民口头咏唱的对象。

    很少人知道的是，出产民歌《茉莉花》的中国在汉代以前是没有茉莉花的，这种长着“复瓣小白花，小巧玲珑，清香四溢，素洁光润”的植物是“舶来品”，原产印度和波斯湾一带，一千多年前由阿拉伯和印度传入我国，最早见于福建、广东。在西欧人眼里，茉莉花的花语是和蔼可亲，菲律宾人则把它作为忠于祖国、忠于爱情的象征，并推举为国花，每逢有贵宾到来，常将茉莉花编成花环挂在客人项间，以示欢迎和尊敬。如今，我国茉莉花的种植面积已经占到世界种植面积的 65%，年产量居世界首位。

    清朝乾隆二十九至三十九年间（1764-1774）的戏曲剧本集《缀白裘》是现在能见到的最早刊载《茉莉花》“前身”歌词的出版物，是由玩花主人选辑、钱德苍增辑的木刻本。此刻本尽管没有曲谱，仅是当时民歌流传的记载，却是对后来的流传具有“基础”意义的歌词。在《缀白裘》第6集卷一《花鼓》一折中的《花鼓曲》中，共有12段唱词，前两段词为：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落在我家，你若是不开放，对着鲜花骂。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的花开赛不过了他。本待要采一朵戴，又恐怕看花的骂。”

   《花鼓曲》从第三段起唱的是《西厢记》中“张生戏莺莺”的故事。有趣的是，晚清来华的英国领事克里斯托夫·托马斯·嘉德乐（Christopher Thomas Gardner）却误以为《茉莉花》的故事原型出自《金瓶梅》，是描述西门庆和邻居李瓶儿之间的轻佻事。

    后来的人，有的只用《花鼓曲》第一段唱词的重叠句“好一朵鲜花”，便称为《鲜花调》，也有从第二段唱词“好一朵茉莉花”为基础发展的，便称为《茉莉花》，但二者都属于“同宗”民歌。清道光元年(1821年,另一说道光十七年1837年)，有一位“贮香主人”编写了一本小百科知识全书《小慧集》，其中收录了“箫卿主人”的《鲜花调》工尺谱，这是国内关于《茉莉花》最早的歌谱。其歌词是：

  “好一朵鲜花，好一朵鲜花，飘来飘去落在我的家，我本待不出门，就把那鲜花儿采。好一朵茉莉花，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卉怎及得他，我本待采一朵戴，又恐管花人来骂。”

古代的流行歌曲

  “我从未见过有人能像那个中国人那样唱歌，歌声充满了感情而直白。他在一种类似吉他的乐器伴奏下，唱了这首赞美茉莉花的歌。”1804年，一个叫约翰·巴罗(JohnBarrow)的英国人在他编写的《中国旅行记》（TravelsInChina）中，称《茉莉花》“似乎是中国最流行的歌曲之一”。根据我国音乐理论家钱仁康先生考证，《茉莉花》是“流传到海外的第一首中国民歌”。

    其实早在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卢梭的《音乐辞典》中就收有中国民歌《茉莉花》。

乾隆五十七年至五十九年(1792—1794年)，巴罗来到中国，任英国首任驻华大使马戛尔尼伯爵的秘书，有机会接触到中国民歌和民间器乐曲牌。 1794年，巴罗卸任，途经广州返回英国。在广州停留期间，巴罗与使团听事官西特纳（（Johann Christian Hittner）听到了《茉莉花》，非常喜欢，就把歌曲收入10年之后出版的《中国旅行记》中。

   《中国旅行记》书中的《茉莉花》英译歌词，是该曲在欧洲最早的英文记载，此外，他在欧洲音乐史上最早对《茉莉花》采用五线谱记谱，使西方人能够开始传唱《茉莉花》。

    巴罗版《茉莉花》的有趣之处在于，它的歌词是以广州方言来演唱的，西特纳用罗马拼音原汁原味地记录下了《茉莉花》的广东话发音：
“好一朵鲜花，有朝一日落在我家，我本待不出门，对着鲜花乐。

   “好一朵茉莉花，满园花开赛不过他。我本待采一朵，但又恐看花人骂。” 巴罗在《中国旅行记》中(第315页)写道：

   “这首歌朴素的旋律被西特纳先生记录了下来。据我所知，这首旋律在加上了引子、尾声、伴奏和欧洲音乐中所有花哨的技巧后，在伦敦出版了。只是这样一来，这首歌再也不是中国朴素旋律的音乐标本了。因此我还它以不加修饰的本来面目，正像那个中国人演唱和演奏的一样。”从这段内容看，巴罗版的《茉莉花》比当时已经在西方传唱的其他版本更接近原型。与其后中国出版的《小慧集》中的《鲜花调》歌词相对照，两者何其相似，旋律也大体相同。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迄今尚未有中译本。2002年初，中国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教授赴菲律宾，出席由亚洲太平洋民族音乐学会(APSE)召开的“亚洲新音乐理论研究”学术会议时，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黄一良处获得了巴罗在《中国旅行记》中刊载的《茉莉花》全部乐谱，如获至宝。

   “通过他的传播,《茉莉花》在海外广为流传。”冯光钰这样评价巴罗的贡献。

《茉莉花》在欧洲不止有巴罗版本，1884年，比利时传教士阿里嗣在《中国音乐》中记录了《鲜花调》，二者虽然属于一个“母体”，但又带有各自浓郁的地方特色，这两个版本是《茉莉花》在欧洲流传具有代表性的两种版本，正如清朝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所说：“许多同一名称的小曲曲调，旋律却完全不同，《茉莉花》有很多版本流传。”

   《茉莉花》不仅风靡西方，与中国一衣带水的日本对它也十分追捧。郑锦扬在《日本清乐研究》中收录了日本聚奎堂书院于清光绪十年（日本明治17年，1884年）出版的《洋峨乐谱·抹梨花》：

   “好一个抹梨花，好一个抹梨花，满园的花儿开，赛也不过他，本待要采一枝，又恐怕栽花人骂。”

    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徐元勇在日本获得了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27年，1894年）出版的《明清乐之栞》，其中就收录了《茉莉花》，歌词与《缀白裘》中《花鼓曲》的前三段基本相同,只是将“茉莉花”放在第一段，与《小慧集》的歌词也相近，只是段序有变化，曲谱与巴罗版和江苏版的《茉莉花》大体相同，日本学校歌曲《茉莉花》（上田寿四郎作词），也是根据这个曲调填词的。

    我国语言学家和作曲家、《教我如何不想他》曲作者赵元任是江苏常州人，1924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读书时，将他在家乡听到的《鲜花调》配上钢琴伴奏谱,多了些加花装饰,定名为《鲜花》，就此把《茉莉花》带到了美国。1948年，我国作曲家、钢琴家丁善德在法国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期间，改编了《茉莉花》，将其收录进自己的钢琴曲《中国民歌主题变奏曲》，让更多的法国观众听到了来自中国的“流行歌曲”。

月亮出来了

    月亮出来了。刽子手手持大刀砍向为求婚而猜谜失败的波斯王子，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远方悠然地流淌出童声合唱《在东方山顶上有鹳鸟在歌唱》，旋律的灵感来自中国民歌《茉莉花》。

    这是普契尼歌剧《图兰朵》开场第一幕，美丽而冷傲的中国公主图兰朵上场之前的场景。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出版后的120年，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924年创作了自己生前的最后一部歌剧《图兰朵》，讲述的是中国元代北京城里的一位公主图兰朵，为了复仇，她给各国求婚者提了个条件，谁能猜出她的三个谜语，就招他为驸马，并将皇位给他，如果答不出，就被砍头。这部三幕歌剧用《茉莉花》为音乐主题，使此歌更加风靡世界，成为代表东方中国的文化符号之一。

    普契尼只是运用《茉莉花》最为有名的作曲家之一。在他之前，还有很多西方人在传播《茉莉花》，仅在19世纪末，就有大量的民歌集、歌曲选和音乐史论著里都引用了《茉莉花》，比如德国人卡尔·恩格尔1864年编写的《最古老国家的音乐》、丹麦人安德烈·彼得·贝尔格林1870年所著的《民间歌曲和旋律》、英国人格兰维尔·班托克的《两首中国民歌》、《各国民歌100首》、波希米亚人安布罗斯的《音乐史》等。

    现在，人们很容易理解《茉莉花》的西传。音乐理论家钱仁康认为，在19世纪中叶以后，外国入侵、洋务运动使得中国民歌通过各种渠道西传有了更多的机会，“而《茉莉花》在西方的广泛传播，则得益于其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它的五声音阶曲调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它的流畅的旋律和包含着周期性反复的匀称的结构，又能与西方的审美习惯相适应。”就像班托克所说的，《茉莉花》“包含着同时能为西方人和东方人的耳朵所接受的优越性”。《茉莉花》的流传绝不是偶然的。

    进入20世纪，《茉莉花》在西方进一步流传。钱仁康撰文说，1911年，英国作曲家班托克出版了《各国民歌一百首》，把《茉莉花》的钢琴伴奏写成一首二部卡农，并先后编入了《两首中国歌曲》、《七首中国歌曲》而广为流传。在美国，1922年博茨福德编的《各族民歌集》和1937年格林编的《各国歌曲集》都收入了《茉莉花》，显示这首歌已经成为中国民歌的代表。198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推荐《茉莉花》，并将其确定为亚太地区的音乐教材，《茉莉花》更是被各国艺术家广为传唱。法国歌手米哈伊，具有极高的国际声望，是法国歌曲在全世界的使者，在她多次访问中国时，都唱《茉莉花》。在美国萨克斯演奏家凯利·金的动人乐曲中，他改编演奏的《茉莉花》长达8分钟，钢琴王子理查德·克莱德曼也演绎过清新活泼的《茉莉花》。
民歌不可能有发源地

    今天在中国最普及的《茉莉花》词曲有两个版本，其中之一是江苏版民歌《茉莉花》，另一个版本是约翰·巴罗在《中国旅行记》里所记载的《茉莉花》。普契尼在《图兰朵》中对巴罗版的《茉莉花》进行了重新编曲，让此歌风行西方，继而又“东归”中国。1998年9月，导演张艺谋将《图兰朵》搬到了北京紫禁城太庙连演九场，吸引了全世界艺坛的目光，也再次掀起了海内外传唱《茉莉花》的高潮。北京迎奥运的文艺晚会和颁奖的背景音乐中也使用了巴罗版的《茉莉花》。

    事实上，《茉莉花》早在清乾隆时期就在中华大地广为流传，至今多少年来，民歌小调《茉莉花》已经在各地方言语调、风土人情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衍生出各种风格的《茉莉花》、《鲜花调》上百首，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江苏卷》（以下简称 “江苏卷”）中，就收集有流行于扬州、苏州、泗阳、徐州的《鲜花调》5首，六合、兴化的《茉莉花》2首，在扬州清曲、扬剧、南京白局、锡剧、徐州琴书等戏曲、曲艺中也有《茉莉花》、《鲜花调》流传。而在大多数省份的民歌集成中，也有《茉莉花》，它们的词曲都大同小异，显然是出于一个“母体”。民族音乐学家冯光钰先生将这种由一个“母体”，派生出众多“子体”的同一宗族民歌的现象称为“同宗民歌”。

    但是一直在国内流传的江苏版《茉莉花》却被一些人看成一个突生异变的产物。从2000年开始，南京媒体中出现了“民歌茉莉花发源于南京六合”的说法（详见《南方周末》2008年7月24日A4版），并引用1998年出版的“江苏卷”为证，似乎之前各种版本的《茉莉花》与它毫无关联。还有人以此要求民歌《茉莉花》的版权，并为各种场合使用和改编《茉莉花》设置障碍。这种做法遭到了江苏民歌界的集体反对。2007年6月，音乐界的核心期刊《人民音乐·评论》全文发表了“江苏卷”常务副主编兼责任编辑朱新华的近两万字长文《江苏民歌<茉莉花>究竟属于谁》，同时刊登了“江苏卷”当时尚健在的7 名编委（“江苏卷”共有12名编委）的“纠正意见”，对“《茉莉花》发源于六合”的说法予以否认。原江苏省音协主席陈鹏年、原南京市音协主席庄汉等人亦反对将民歌《茉莉花》说成是某个人、某个地方的产物。“江苏卷”的两位编委、江苏省歌舞剧院一级作曲路行和原扬州歌舞团团长戈弘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民歌小调不可能有发源地。”

    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讨论《茉莉花》的发源地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实际价值。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那个“民歌唱不够”的年代，程桂兰用苏州吴侬软语演唱的江苏版《茉莉花》成为全国21个省份“每周一歌”同时播放的歌曲，在恰当的时候填补了人们精神文化的匮乏。

   《茉莉花》是民歌，它只发源于人民之中，它不是任何人的专利。正如1994年在北京的“弘扬民族音乐，保存、保护民间音乐遗产学术座谈会”纪要中所指出的，“一首经典民歌是一阕千古绝唱，无不关乎民心民气，寄乎国情国魂，如此无形之财无价之宝，任何人无权将其卖断、买断。”各地人民都享有使用民歌《茉莉花》的权利，各地办茉莉花节、牡丹花节和所谓的“发源地”并不存在什么必然的关联。

    作为“舶来品”，茉莉花在中国人的生活中也早已深深扎根并开花。在苏州一带，人们采摘含苞欲放的茉莉花朵，将其掺入用春茶制成的烘青绿茶中窨制，这样制成的茉莉花茶既保持了绿茶浓郁爽口的天然茶味，又饱含茉莉花的鲜灵芳香，有人说“在中国的花茶里，可以闻到春天的气息”。

“再唱，我真要想家啦”

    小名叫“多多”的北京女孩陈天佳，让大多数人认识她，是因为《茉莉花》。在2004年8月30日凌晨举行的雅典奥运会的闭幕典礼上，当时只有五岁的多多站在巨型的红灯笼上，用稚嫩的童音唱起了中国民歌《茉莉花》，还被突然升空的彩条“吓得抖了一下”。

  “你们唱的《茉莉花》唱得好，唱得有中国味。你们知道吗，你们唱的这首《茉莉花》就是我家乡的民歌。”2006年4月29日，正在肯尼亚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在其下榻饭店会见了内罗毕孔子学院全体师生，当师生们唱起《茉莉花》时，自小生长在江苏泰州的胡锦涛感慨地留下了这样一番话。

    回味历史，人们似乎不得不留意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首在江苏广为流传的民歌，《茉莉花》的传播与祖籍江苏的中国领导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在某种程度上被赋予了特别的象征意义。

    1965年，祖籍江苏淮安的周恩来率团出席万隆会议十周年纪念活动。临行前，周恩来嘱咐随行的前线歌舞团一定要带上女声小合唱《茉莉花》。会议结束后，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举行的送行晚会上，听到《茉莉花》的周恩来十分高兴，在两度学唱《茉莉花》之后，他说：“不要唱了，不要唱了，再唱，我真要想家啦！”自从十多岁离开淮安，其时周恩来已经54年没有回乡。

    1997年7月1日，在香港回归仪式上，中方军乐团第一首演奏的歌曲就是《茉莉花》，这首曲子是由扬州籍的江泽民亲自点定的。在以国家主席身份举行国宴时，江泽民还亲自指挥军乐团为来宾演奏这首民歌。此后，江苏版民歌《茉莉花》就频频在中国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国际场合中出现。同年十月，在为欢迎江泽民主席访美而举行的音乐会上，美国交响乐团演奏了《茉莉花》；1998年6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华，男女二重唱《茉莉花》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艺晚会上响起。同样举世瞩目的时刻，1999年12月19日，澳门回归，《茉莉花》再次在中葡澳门政府政权交接仪式上奏响。2001年10月，中国首次承办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是由《茉莉花》的旋律拉开文艺演出序幕的。2008年5月7日，中国爱乐交响乐团到梵蒂冈为教宗本笃十六世演出，返场曲选的也是《茉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