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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抗议民谣简史 | ||||||
当歌声成为犯罪 | ||||||
作者:陈信行 文章来源:洪啸音乐教育工作站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1-1-4 | ||||||
《随风而逝〉从何而来? 文/陈信行 【六○年代民歌手承接的历史遗产──一个隐形的故事】 「清纯」是许多人想到「现代民歌」这个字眼的时候第一个浮现的形容词。在台湾我们会想到1970年代「金韵奖」里一首又一首如永远长不大的孩子的歌─〈外婆的澎湖湾〉、〈捉泥鳅〉……。如果是情歌,一定是谈初恋;如果谈国家大事,一定是高中会崇拜教官的那些好孩子的谈法。没有风尘、没有江湖、没有犬儒、讽刺、咒骂─这些都是「不纯」的思想。就算是唱一首最明显的英文风尘歌 The House of Rising Sun,咖啡厅里的台湾歌手注重的也往往是如唱片上的Joan Baez一样清亮的高音,而不是歌词中的风尘疲惫与社会批判。 「清纯」换句话说就是没有历史、没有社会观,惨白年少。这当然不是台湾民歌运动的全部面貌,而是唱片公司最爱的行销标志。台湾民歌的「清纯」也不是凭空而来,或是单纯地在戒严后期台湾闭锁的校园中由一些学生创造出来的。美国60年代民歌的影响是巨大的,Joan Baez、Judy Collins等人的畅销金曲透过广播节目「凌晨之歌」等管道早就成为台湾校园文化景观不可或缺的一个部件,与配套的飘逸长发、手染棉布杉和木吉他组成了「气质」的象征。 当年畅销的美国民歌手当然不是什么不问世事的塔里的女人(或男人),大家都知道Bob Dylan的反叛与Joan Baez 的反战,事实上,他们的反叛青年形象是整个关于60年代文化的论述的基调。然而,我们也不应该很快地下结论说台湾现代民歌的「清纯」是由于越洋接收母国文化产品时习惯性的对进口品所做的阉割与拔牙手术─虽然这的确是我们社会的文化进口程序的一大特色。一定程度上当年的引介者忠实地反映了60、70年代美国对文化反叛的一种论述。 60年代美国的文化反叛是「反美国」的!这是很常见的观点。据说:反叛者憎恨主流美国文化,不仅是垄断企业所控制的媒体工业与产官学综合体的霸权,他们讨厌当下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包括相对高薪的工人阶级)的一切:穿着、打扮、品味、生活方式、传统……。从伧俗的当代美国解放出来的道路也许在尼泊尔的灵修圣地、也许在LSD或大麻带来的梦境、也许在美洲原住民的传统、也许在非裔文化的再造、也许在阴性历史的书写,总之,不会在主流美国的群众之中。所以,反叛青年(尤其是白人)必须与美国的历史决裂,让心灵从充满现代工业污染的大地上漂浮起来,才能获得解放。所以 Bob Dylan 会唱:"The answer, my friend, / is blowing in the wind / the answer is blowing in the wind." 答案在风中,会随风而逝,不会与大地的人民长存。 这种「随风而逝」的观点与台湾现代民歌运动的「清纯」(换句话说:无根)一样是极为片面的。我们从Joan Baez的唱畅销歌之一 Joe Hill可以看到端倪: I dreamed I saw Joe Hill last night Alive as you and me, Says I "but Joe, you're ten ears dead" "I never died," says he 昨夜我梦见Joe Hill 和你我一样活着。我说:Joe, 可是你死了十年了「我从来没死。」他说 「在盐湖城,上主为证」我说,而他站在我床边「他们诬陷你杀人」Joe 说:「但是我没死。」 The copper bosses killed you, Joe. They shot you Joe," says I. "Take more than guns to kill a man, "Says Joe, "I didn't die." …… 「那些铜矿财主们杀了你,Joe。他们开枪杀了你。」我说.。「光是枪杀不了人」Joe说:「我没死。」…… 这首歌几乎在所有的Joan Baez精选集里都是必选,Billy Bragg和其它的歌手也常常改编来悼念其它人。但是,唱片封套上的说明几乎从来不曾解释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在没有历史背景之下,听众只好想象歌手唱的可能是她(他)的某个牵连到命案的朋友。 Joe Hill何许人也?他是美国历史上最激进的工会─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的桂冠诗人,他是一位普通移民工人、工会组织者、和诗人作曲者。在他于1915年10月30日在犹他州盐湖城被以杀人罪处决,而无论是当代舆论或后世历史研究都认为他唯一的罪名是写了那些挑战资本主义的歌。Joe Hill的形象因而成为美国二十世纪民歌复兴运动的精神象征,激发了一代又一代的抗议歌手─三、四十年代的Pete Seeger、Woody Guthrie等人,以及六十年代的Bob Dylan、Joan Baez、Judy Collins。在这个传统里,新民歌与工人、农民的运动是分不开的。一直到1950年代的反共白色恐怖中,这个历史记忆才硬生生地被抹灭。 【从IWW到CIO / 从Joe Hill 到 「人民之歌」】 Joe Hill 是瑞典移民。他到达美国的年代─上个世纪之交─也正是我们所认识的当代资本注意世界秩序成形的年代。金融、交通通讯、钢铁、电气、石油、化工等垄断大财团正在把愈来愈多人变成他们手下的雇佣劳动者。现代帝国主义正在形成,美、英、法、德、俄、日等国的垄断资本一方面合纵连横地交互投资、一方面极力对外扩张,争夺原料、市场、和便宜的劳动力。科学家、工程师正在被爱迪生、克鲁伯等大资本家变成他们的研发实验室中的伙计。而资产阶级拥有的巨大的财富与广大劳动者阶级(无论在殖民地或殖民母国)所承受的巨大苦难成为鲜明的对比。在美国历史中,这段期间被称为Gilded Age,镀金的年代,在亮丽的金装下是腐蛀的内胎。 当时美国的工会运动由美国劳工联盟 (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 AFL) 的力量垄断。劳联的会员工会绝大多数是技工职业工会,代表土生美国白人工人阶级的上层。但是愈来愈多在新兴的大型产业─铁路、矿场、大工厂、林业、商业大农场等─的劳动者是「无技术」的各国新移民、黑人、女性。1905年,由西部矿业工人发起的新工会组织─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IWW)─主张打破族裔和技能等藩篱,以产业为单位组织起一个全国性乃至全世界性的大工会。AFL与IWW这个看似技术性的工会组织的策略差异,在时代环境中却是代表了工运要保守还是进步、谨守传统价值还是拥抱新的未来、排他还是包容、与资本主义妥协还是决裂的巨大分野。在IWW章程的前言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工人阶级与雇主阶级没有任何共同利益。只要全世界的劳动人民还承受着饥馑与匮乏,而构成雇主阶级的那少数人才享有一切人间的福份,世间就不会有和平。……」 像IWW这么一个基进的工人运动的出现当然不是凭空而来,也不是什么少数野心阴谋份子的成果。当年的美国各级政府在财团控制下不断想找出工运的「背后黑手」,用各种暴力手段镇压IWW,甚至不惜违宪通过地区法令禁止IWW成员演讲,如Joe Hill这种构陷处死的案子多如牛毛,但是,运动始终没有因为一些人的牺牲而终止。归根究底,工运是根植在当年美国社会的矛盾之中,而且在IWW出现之前就已经在各个角落激化到沸腾的地步了。 自从1865年内战结束之后,劳资矛盾正式上升成为美国社会最显著的首要矛盾。十九世纪下半的美国劳工史几乎是由一次次的血腥事件串起来的。1877年的铁路总罢工有十万人参与、更多各行各业的工人参加支持行动。政府调派军队镇压在匹兹堡、圣路易等地杀了一百人、囚禁了约一千人,当代人称为「小内战」。1886年,全国超过35万人罢工争取八小时工作日,在芝加哥干草市场的劳工集会发生了爆炸案和警方开枪的屠杀事件,事后警方罗织工会领袖下狱。此事引起了国际工人的义愤。第二年纪念屠杀事件的全球同步罢工成为了五一劳动节的缘起。1911年三月,纽约市三角制衣厂大火,146名女工因雇主把他们锁在里面而被活活烧死。由此而引起的国际公愤成为三月八日国际劳工妇女节的由来。IWW本身也不断受到暴力威胁。1914年在科罗拉多州的Ludlow,矿工罢工,被赶出宿舍的矿工家庭在矿区安扎营,州政府调派国民兵用机枪扫射并纵火烧帐棚,19位罢工者─包括8位妇女和两个小孩被杀。威尔逊总统调派联邦陆军实施军管才镇压住工人的愤怒抗议。而这些,只是工人遭受到的暴力的一部份而已。 这些事件不止活在历史书和媒体报导中,事实上,财团控制的媒体鲜少能不站在资方的一面。但是在工人群众中,消息和历史记忆以口传故事和史诗民歌超越时空留存下来,如Woddy Guthrie 的 "Ludlow Massacre," "1913 Massacre," "Waiting at the Gate," …当然还有传唱至今的"Joe Hill"这首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史坦贝克─三十年代抗议精神的代表之一─说:「当权者可以禁掉报纸、烧掉书,但是他们不能禁止人们唱歌!」而各式各样的歌─愤怒的、嘲讽的、史诗的─从Joe Hill的时代开始就一直扮演着这种受压迫者的媒体的角色。当Joe Hill被处决前,他的遗嘱传遍了全国。他说:「不要哀悼,组织起来!」 到了1920年前后,经过一次大战时的「反颠覆法」、「反煽动法」的镇压,IWW已经名存实亡。但是,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经济大萧条开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再度成为街头常景。又一波的群众组织运动,如Joe Hill所忠告,从农村到工厂发动了起来。在饥饿的阴影中,南部的农业工人与佃农组成了工会,北部的失业工人组织了失业者协会,新兴的汽车工业终于开始了有实效的工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新兴运动最终汇集在再一次以产业为单位的全国性工会联合会,这一次是1935年成立的「产业组织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 CIO)。CIO原来只是在AFL之下的一个临时组织,1938年正式与AFL分裂,很快地成为复兴中的美国工运的中心。 在CIO的运动中,民歌不再是自发的工人文化的一部份,而是一个自觉的组织手段。在时代氛围中,文艺圈和知识圈进步的一翼视为人民运动服务为自己的志业。在这一代的工运歌手中,包括一位奥克拉荷玛州贫农的子弟Woody Guthrie、一位哈佛毕业弹斑鸠的年轻人Pete Seeger、第一位长春藤名校毕业的黑人律师转业的歌手Paul Robeson、和离经叛道的民歌采集学者Alan Lomax等等。围绕着这个圈子,一首又一首结合美国乡土歌谣传统和基进政治的歌出现了。在每一个罢工、抗议、集会、游行的场合,CIO的民歌手们创作、搜集、改编的歌成为加油打气、凝聚意志、反思历史与当下状况的最好工具。CIO 歌手们于1940年组之了「年鉴乐团」(The Almanac Singers),并在二次大战后他们和其它作曲家重组为一个「歌谣合作社」「人民之歌」(People's Songs, Inc.)。新民歌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就是CIO的工运高潮。新民歌运动所自许的传统,也正是从19世纪,经过Joe Hill的传递而来的美国基进运动的传统。 【普世价值与乡土文化的缠绵】 比较IWW的歌与新民歌运动,我们可以看到明显的风格差异。Woody Guthrie与Pete Seeger的歌声乐声有着浓浓的乡土味,Guthrie棉软的奥克拉荷玛腔甚至出名到他的私淑弟子Bob Dylan(一个北方城市佬)不模仿他就唱不出歌来。黑人音乐(透过Almanac的黑人成员Paul Robeson和Leadbelly的影响)、山区农村小调、和其它的本土影响充满了新民歌运动。前一个世代则不然,绝大多数IWW的著名歌曲都是借用救世军圣诗和其它基督教宗派的诗歌的曲调,如Joe Hill地一首出名的歌"The Preacher and the Slave" 即是借用圣诗 "Sweet By and By"的调子。甚至连IWW的非正式会歌 "There is Power in the Union" 也是借用圣诗 "There is Power in the Blood"。在这些圣诗曲调中,我们听不到一丝专属于美国的味道,反而是所有欧美基督教文化下成长的人都熟悉的普世讯息。 关于前后两代的普世与乡土气味的差异一直是个有趣的议题。一个解释是来自两代工人社会生活形态的不同。IWW的新移民工人们─尤其是散居在大西部的铁路、矿场与林场逐工资而居的移民工人─生活中唯一的音乐来自救世军的传道人。在每个工人社区的破宿舍、烂酒馆和泥巴路旁边,是上流人捐助的灵恩派牧师拯救灵魂的最佳场域。他们用激情的证道词和歌曲不断地传第一个讯息:福报在天上,不要争工资、劳动条件,不要参加工会,要认命。Joe Hill为此「劫用」了一首圣诗来讽刺这种宿命观。 Long-haired preachers come out every night 长头发牧师每晚都出来 这首歌最后是「各国的工人弟兄团结起来,当我们夺回我们创造的财富那天,我们可以告诉那些寄生虫,你得学会怎么劳动才能吃饭。」有趣的是,现在几乎没什么人记得这首歌原来是什么,只记得「长头发牧师」。工人「不劳动者不得食」的普世价值与伪善的普世价值拔河后,把这首歌抢过来了。 这种从讽刺性的模仿到劫用的手法,是Joe Hill的标准战略。事实上,这也是之后新民歌运动非常有意识地从事的工作。古典音乐和所谓智能财产权盛行的今天的音乐界习惯用全然的创新来作为音乐工作的评价标准,然而,新民歌运动却非如此。Pete Seeger曾说过:「民歌的传统向一条川流不息的小溪,每一首歌都是其中的一瓢水。有时候一条陈腐的老调配上了新词、副歌变成了主歌、小调变成了大调、其中一句发展成另一首歌……,一首新歌就又出现了。」 Woody Guthrie为工运女性创作的Union Maid是最典型的例子,一首小学音乐课本上的老歌,配上顺溜的新词、长出一段副歌,就是一首人人会唱的新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从人们熟悉的素材创作,让人们容易传唱,这是新民歌的理想。也因而它必须适应当下人们所熟悉的音乐脉络,要向流行歌(不管是怎么流行的)抢素材。 在这点上三十年代的歌手们比Joe Hill的自由度大得多了。有了唱片和收音机,街头宣道师不再是工人生命中唯一的音乐。密西西比河三角洲的蓝调能让芝加哥贫民窟中的孩子听到,阿帕拉契山老农的山歌也能让加州的渔民听到。很吊诡地,科技的发展反而在某个层面上让「乡土文化」得以成为运动。 另一个关于普世与乡土的解释来自两代工运的不同政治路线,而这也显示了歌曲的形式、内容各个方面,在为运动服务的前提下,不只反映了大社会的时代精神,也会反应运动圈内小社会的社会气氛。 1910年代的美国工运圈内,主要的矛盾存在于掌握AFL、与政权有一定妥协性的土生白人男性技术工人和工人阶级的其它组成部分之间,而这也反映为旧产业与新的大量生产工业中的员工的不同。「美国」、「乡土」在反移民、排外、甚至支持美利坚帝国对外扩张的种种民族主义中是个必要成分。「移民问题」─如何同化、「美国化」新移民─更是二十世纪初二十年(在今日的美国史中称为「进步年代」(the Progressive Era))的资产阶级社会改良的论述的主轴。亨利福特等「新派」垄断资本家在风气之下无不以「美国化」员工为其社会良心的表现。高举「美国文化」这个符号因而变成一种反动的象征。而在运动圈中,「工人无祖国」不是一句空泛的口号,而是忠实反应当代美国工人阶级的组成和社会矛盾的历史构成。用嘲讽等手法从基督教夺取来的这些曲调完全不反映那个民族的特色(虽然仍脱不出西欧的范围),是(至少对欧裔人而言)「普世」的。 1930年代的气氛则大大不同。在欧洲,意大利的法西斯和德国的纳粹已经夺权、血腥镇压共产党、社民党和一切民主势力,而西班牙内战于1936年开打,交战双方也是如此划分的。在亚洲,中国对抗日本的奋斗和印度独立运动对抗英国殖民的斗争屡屡成为世界头条新闻。「民族」、「民主」、「人民」等概念在样的情势中不再只是欺骗被统治者的虚假口号,而是全球范围内正义与邪恶的分界线。当时的第三国际检讨1920年代的错误打出了「人民阵线」(Popular Front)的口号与策略,力求在各个可能的地方结合工农运动中的其它倾向和统治阶级中的民主派、自由派以对抗法西斯。落实在美国的脉络中(当时第三国际的成员美国共产党在CIO和其它许多社会运动中起着领导作用),就是在罗斯福的「新政」(New Deal)时代左派与民主党政权的合作。 罗斯福的「新政」的整体战略是发达在美国经济中从不占显著地位的国有部门以抑制庞大的私有垄断资本。在政治上,他选择了借着工人、农民运动的力量对抗垄断资本比较支持的共和党。于是,左翼运动和文艺与政权以一种空前绝后的离奇方式结合起来。1935年通过的华格纳法案和由之而设立的国家劳工关系局(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Boad, NLRB)正式把劳动三权的保障变成国家政策以联邦政府的力量支持工会运动。另一方面史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所描述的奥克拉荷玛农民被金融资本迫害的惨状激起了大众对农村的关注,联邦政府乘势设立了「农村安全署」(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FSA)以资助农村复兴,FSA雇用了左翼摄影家 Dorthea Lange等人做了一系列破产农民的报导摄影巡回展出,引起了巨大的震撼。破产农民于是和失业工人一起变成资本主义罪恶的具像代表。(见Pete Seeger 的歌"Darling Corey") Woody Guthrie这类充满乡土味的声音于是同时代表了对资本主义的反叛、也是对民主的支持。 Woody Guthrie 第一张全国闻名的唱片,正是为联邦政府在西北哥伦比亚河的水利计划所创作录制的宣传歌曲,充分表现了新政和人民阵线的吊诡合作。在他遇到年轻的Pete Seeger(当年是共青团员)和其它左翼音乐工作者后,他们以更有组织的方式把各地采集来的民谣改编加入左翼的讯息。在「年鉴歌手」、「人民之歌」以及「人民之歌」破产后重组的「织工」合唱团(The Weaver)的创作中,「美国」这个符号是基进政治的代表,从独立革命、到内战、到百余年的劳工运动,一个连续不断的反抗运动的传统是星条旗所代表的意义。这种乡土、反抗与爱国的认同在美国加入二次大战与法西斯正式对抗后更是明显。Woody Guthrie的歌"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甚至成了今天著名的美国爱国歌曲之一。 但是,新民歌运动的乡土认同不是民族主义的─如果民族主义指的是排外的民族认同。在大力赞美美国劳动者的同时,他们谴责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This Land is my Land, This Land is Your Land" 今天在美国的学校和媒体演唱都只唱了歌颂美国大地的美丽的五段歌词,例如: This land is your land, this land is my land …… 这是我的土地、这是你的土地 省略掉的两段是: As I went walking, I saw a sign there 我走着走着,看到一面牌子 In the shadow of the steeple I saw my people 在教堂尖塔的阴影下我看到我的同胞 歌曲中对私有财产的批判,对「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批判再明显不过。在冷战时代的美国,这首歌却被阉割成为沙文主义的象征。而在冷战时代,新民歌运动的歌手们,无论他们如何认为自己才是真正美国立国传统的代表,将会被打成叛国贼。 【当歌声成为犯罪─新民歌是如何被遗忘】 1955年8月18日,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麦卡锡白色恐怖时代最令人闻之变色的太上政府─审讯Pete Seeger。调查委员问他:「你的职业是什么?」他说:「我靠弹斑鸠为生,有些人觉得这是个贱业。」 Pete Seeger最后被判「藐视国会」,虽然并未入狱服刑,但是他和其它新民歌运动的歌手们早就被列入黑名单,为唱片公司、音乐厅、甚至酒吧雇主们排斥。虽然The Weaver的歌上年度排行榜榜首不止一次,他们的声音不能在广播上出现,更遑论电视。他们所做的曲必须用假名(Paul Cambell是他们的集体假名)才能发表。新民歌运动在白色恐怖中被逼入地下。 Woody Gurthrie所创立的「人民之歌」在1949年破产了。这个合作社的宗旨在于以音乐支持工人运动。但是,CIO的右派在大战结束前后开始积极对左派进攻,清剿运动中的共产党与同路人。工会运动愈来愈倾向依靠官式的团体协约谈判而不是群众运动来争取经济利益。1951年通过的Taft-Hartley法案更规定工会领袖必须自白宣誓自己与共产党划清界限。国会中以麦卡锡众议员为首的极右派势力更积极地在政府、文艺界、知识界、电影音乐界等各个角落清扫左派的力量。1945年开始的冷战绝不仅仅是个国际关系的事件,更是美国国内的事件。 对新民歌运动的镇压,国会的审判只是最后高潮。1949年9月Paul Robeson 的演唱会演变成为一场针对左派和新民歌的暴力事件。9月4日,Robeson原来预定在Peekskill的一个野餐地演唱,右派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兵团」(American Legion)以Robeson是共产党员为由发动了暴力示威反制演唱会,一周后,纽约地区的工会发动工会纠察队维持秩序才让演唱会得以举行。但是,演唱会结束后,州警配合「美国兵团」把观众导引到一条布满手持棍棒的右派暴民的小路上。在暴民的攻击之下,100多位观众(包括小孩)受了轻重伤。事后,包括Time, Newsweek, New York Times等主流媒体反过来谴责这是共产党的阴谋,并要求镇压肃清所有左派势力。少数仗义执言的媒体(如The Nation杂志谴责这是让美国立国精神蒙羞的对艺术自由、表达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戕害)被孤立打压。冷战时代的歇斯底里反共,不仅要让新民歌销声匿迹,更要把它从美国的文化版图上抹掉,这个肃清行动在主流音乐市场上的成功是惊人的。 「人民之歌」结束后,Pete Seeger 与同伴组织了The Weaver,把新民歌打进商业市场,在1950年代初取得了市场上的成功。最终还是不得不在各种威胁下销声匿迹。他们当然清楚要生存下去就不能再摆出绝不妥协的阶级立场,所以,在他们这段时期的作品,如"If I have a Hammer"鼓吹的是自由、和平、公义。但是,在冷战的气氛中,Pete Seeger事后回忆:「只有共产党才会喊和平!」 1955年已经是麦卡锡旋风稍歇的年代,黑人民权运动也正在起步,Pete Seeger的牢饭也因而可以幸免。第二年,The Weaver终于突破重围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举办演唱会。纽约时报的乐评家,显然已经忘了新民歌运动和乡土文化在三、四十年代曾经有过的文化意义,评论说:「他们的乐声真是惊人,没有听过他们的演唱会的人不能理解,原来弹斑鸠的不只是小丑。」 然而,那场演唱会的意义还要更深远。在演唱会中热身串场的有几位年轻的民歌手,他们即将在未来的年代中再度复兴新民歌运动。他们是:Bob Dylan, Joan Baez 和Judy Collins。但是,这几位所面对的世界是垄断唱片商所控制的音乐市场,不断地要把各种新奇事物商品化,他们的战斗,是另一个故事了。 【参考材料】 ‧Almanac Singers, The Original Talking Union & Other Union Songs (New York, 1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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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录入:赵洪啸 责任编辑:赵洪啸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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