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初大同乐会根据琵琶曲《夕阳箫鼓》改编的民乐合奏曲《春江花月夜》可视为现代民族管弦乐队作品的源头。此后这类作品陆续有所见，但真正有史可查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专业创作的，本世纪上半叶大概只有谭小麟的民乐合奏《湖上春光》。 

    在新中国成立至九十年代的民族乐队作品中，改编曲不但数量多，而且质量高。一类是根据传统曲目改编，如彭修文的《将军令》《月儿高》《步步高》《紫竹调》、顾冠仁的《三六》《京调》、何彬的《大起板》等；一类是根据欧洲管弦乐队作品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在这方面彭修文的努力值得重视。他不但将中国作曲家的管弦乐《瑶族舞曲》《翻身的日子》《春节序曲》等改编为民族管弦乐曲，而且还将改编的范围扩大到外国民间乐曲和欧洲古典名作如《达姆达姆》《美丽的梭罗河》和《四个小逃陟》。到了新时期之后，他进一步移植了一些难度较高的大型管弦乐作品如斯特拉文斯基《火鸟》、德彪西《月光》、比才《卡门》组曲、穆索尔斯基《图画展览会》、德伏夏克《自新大陆》第二乐章及贝多芬《雅曲的废墟》等，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在严格意义上的创作曲目中，单乐章的合奏曲或乐队小品如刘明源的《喜洋洋》、油达民的《欢庆新春》、马圣龙顾冠仁的《东海渔歌》、董洪德刘凤锦等的《旭日东升》较有特色，其风格一般注重抒情性和色彩性，擅长描写欢乐节庆气氛和民俗性画面。到了新时期，这类作品在数量上相对减少，但艺术上更成熟了。其中较重要的作品有赵季平、鲁日融的《长安社火》，徐景新等的《大江东去》，朱舟等的《蜀宫夜宴》，刘文金的《寒光倩影》，刘锡津的《北方生活素描》等。

    大型多乐章民族管弦乐作品，较早是五、六十年代出现的中胡协奏曲《苏武》和民族交响乐《秦香莲》。在新时期的十余年中，大型民族管弦乐曲创作取得了空前丰收，顾冠仁的琵琶协奏曲《花木兰》、刘文金的二胡协奏曲《长城随想》、李焕之的《汩罗江幻想曲》、彭修文的交响套曲《十二月》、何训田的《达勃河随想曲》、王澍的双筝协奏曲《回旋协奏曲》、金湘的组曲《塔什拉玛干掠影》、崔新和朱昌耀的二胡协奏曲《枫桥夜泊》等作品，在取材广度与深度、风格多样性与丰富性、对戏剧性情绪的提炼与展开、大型形式和恢宏构思的掌握与驾驭、民族气质和神韵的内在追求、和声配器手法的创新和某些现代技法的合理运用诸方面，比起五六十年代同类作品来，无疑实现了巨大的跨越。

    在新时期大型民族乐队作品的创作中，“新潮”作曲家的介入和他们的作品如瞿小松的管乐协奏曲《神曲》《两乐章音乐》、谭盾《琵琶协奏曲》《为拉弦组写的组曲》、何训田《天籁》等，大多采取非常规的乐器组合、和声及配器语言、非常规音区音色和非常规演奏法，实际音响的高度紧张尖锐，在音乐界引起争论，但有些作品如《天籁》却显示出博大、悠远、古朴、轻灵的特质，令人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