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祝》的出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出现的特有的作品。不要再留恋于当初的形式，应该有新的寻找和突破，没有创新就永远走不出囹圄。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忘却《梁祝》，往前走。

　　撰稿·周晏珵 钱亦蕉(记者)

　　说到交响乐，似乎离不开“西方人的音乐”这样的印象。事实上中国交响乐发展已近百年，共有370多位作曲家创作了2800余部作品，其中公开发表的约有1500余部。萧友梅的《新霓裳羽衣曲》拉开了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幕布，黄自的《怀旧》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之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音乐始终致力于中西语汇的交融……

　　然而，留在普通人记忆中的旋律并不多，我们能记住什么？那千余部作品中，是否曾有一串音符敲响你的耳膜、柔软你的心房？唯有《梁祝》家喻户晓，五十年来仍余音缭绕。

　　集体创作是时代特例

　　“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成功综合了很多因素。好的创意，适合的语境以及集体的智慧三者缺一不可。每一个人的长处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副教授叶国辉认为，天时、地利、人和，在时代需要《梁祝》的时候，在音乐学院这样一个合适的环境里，通过创作者们的努力，诞生了这部传世之作。

　　“这是一个在特殊背景下，集体创作的成果。”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副教授郭树荟说，“不得不承认，即便后来仍有好的作品出现，也无法超越《梁祝》那样的成功，因为再没有这样的珠联璧合。”50年代的“民族化试验”在各个领域遍地开花，集体创作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直到之后的样板戏，也是这样一种有中国特色的创作模式。并且现代京剧在随后的十年间始终占据着主流的地位，而交响乐的创作则因为意识形态的关系遭遇压制和否定。

　　改革开放后，大批国外新思潮涌入，作曲家终于摆脱束缚，着手实验和先锋作品的创作，如谭盾的交响乐《离骚》，叶小钢的《第一小提琴协奏曲》，郭文景为两架钢琴和交响乐队而作的《川崖悬葬》，朱践耳的音诗《纳西一奇》，瞿小松的混合室内乐《MONG DONG》等。那个年代人们追逐内心，探索精神世界，照刘索拉的话说，“那像是另一场文艺复兴”。狂潮直到80年代末才逐步散去，纯朴悠扬的旋律和唯美的主题再次被怀念。然而，无论民乐作曲家创作交响或是交响作曲家转投民乐，始终无法做到二者兼顾。格局已然改变——音乐创作从集体回归个人。

　　中国几千年来始终没有“作曲家”这个概念。远的不说，近代著名的《二泉映月》的作者阿炳(华彦钧)其实也只是以演奏者而非作曲者闻名的。因为中国音乐没有“创作体系”，所有源自民间的音乐都是在岁月的打磨中形成的。有人演也有人改，靠口传心授的唯一途径来传播。由于没有真正严格的记谱法，中华民族的艺术确实是群众的结晶，能够留下来的作品更是历史的选择。自从刘天华将西方记谱法植入中国音乐后，个人作曲才成为可能。从此以后，作曲家拥有了署名的权利，作品有了保持不变的途径。一部作品表达了作曲家独一的思想，自然且统一，更完美地体现了艺术的完整性。然而到了《梁祝》年代，情况又突然不同了。在政府的强力号召下，人们怀揣着同样的理想走到一起，集中力量为“民族化”努力。这样高度统一的精神理念，过去不曾，如今也不会再有了。“集体创作可以看作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方式”，叶国辉说，“个人创作才更符合艺术发展规律。”

　　交响乐就像F1

　　如果要解释为何《梁祝》之后再没有一部中国交响乐能够获得如此成功，答案恐怕只有一个：“时代变了”。除了作曲本身因素外，传播方式也发生了彻底的改变。事实上，现在即使再创作一部《梁祝》，也不可能取得当时的效果。郭树荟这样形容：“现在是音乐盛宴的年代，不像那时候广播里到处都是《梁祝》。现在什么都可以听，好像面对自助餐，没有必要单一地选择。”当生活充斥流行、爵士、摇滚等各种音乐，人们已然无法回到那个被动接受的年代。热爱流行还是热爱古典，这只是一个选择，并非对或错的问题。

　　西方古典音乐经过几百年的发展，已经走出了纯粹欧洲的范畴，世界各地的音乐家都站在本民族的舞台上展现才华，当今乐坛早已不再仅有“德奥”。由此，“严肃音乐”一词替代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音乐”，涵盖了各种传统经典音乐和一切专业作曲家用传统或现代作曲手法所创作的音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交响音乐本就是属于小众的，它的现状只是一种回归”。在这个问题上，身为作曲家的叶国辉对此似乎并不在意，“这就像是F1赛车，它永远不可能在马路上与普通车竞技，但一个国家仍然需要这样的比赛去跟上世界的步伐。”

　　近年来中国“严肃音乐”作曲家在世界上也取得了显赫的成就，不少作品在世界比赛中获奖，但中国听众却鲜少在音乐厅中听到他们新创作的音乐。“这是目前国内的创作体制和演出体制共同造成的问题。”叶国辉透露出一丝无奈，“中国的年轻音乐人的机会太少了。”要知道，当年创作《梁祝》的陈钢只有24岁，演奏小提琴的俞丽拿才19岁，最年长的何占豪也只有26岁，这部作品同时是陈钢和俞丽拿的毕业作品。这放在现在，完全是不可想象的。

　　“既然集体创作回归个体，就需要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成熟的平台来进行创作激励。”当前作曲家创作主要依靠作品委约，而持续创作的源动力则来自作品演出。据叶国辉介绍，目前国内委约情况呈现两极分化的趋势，一些业已成名的作曲家积压了大量的委约要求却应付不过来，造成粗制滥造，而年轻作曲者始终无法得到创作的机会。“而在国外，规定一旦对作曲家给予委约，3年内不得再次委约同一作曲家。而如果2年内作曲家手上已有委约，其他人和机构一般也不会再找他委约。这样的限制保证有足够的时间使作曲家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

　　演出体制方面，目前中国能够真正获得演出机会的作品很少。“写了，放在抽屉里是没用的。”好比叶国辉在2007年获得德国“青年·欧洲·古典音乐节”大奖的作品，却一直未能在国内与听众见面。在世界乐团的交流中，有一些不成文的规定，如BBC交响乐团到匈牙利演出，首先演出英国当代最好交响乐作品，之后是当地匈牙利作品，再有一首是最适合自己乐团表述的作品。但是国内邀请世界级乐团来演出时，却一般不遵守这样的规则。管理高层并未足够重视中国作品在本国的演出，各种国外团体到中国访问演出中几乎没有被要求演奏当代中国作曲家作品的例证。同时，国内演出团体由于考虑到作曲家知名度与乐团表现质量等种种原因，始终没能跨出上演中国作品这一步。

　　叶国辉指出：“我们往往低估了听众，有许多人已经提出诸如‘国内交响乐团总在反复上演的作品过于老套，新鲜作品不多’等异议。因此我们或许可以更加多元，于众经典中加入一抹新鲜。在国外，‘世界首演’这四个字对许多听众来说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他们认为能够亲身经历一部新鲜出炉的作品，是一种荣幸。”

　　说到演出形式如何尝试突破一些固有的思路，叶国辉提出“非音乐厅音乐会”的概念。其实，近年来也不断传出严肃音乐在音乐厅票房不佳的讯息，但是否每一场音乐会都需要放在音乐厅这样的“高雅环境”里呢？“比如在国外，会把音乐会放在广播电台录音棚，它卖现场演出票(100人左右)，同时现场直播，第三还可以有录音产品，文化资源被最高效地共享。”还有英国BBC交响乐团著名的“逍遥音乐节”。草地，舞台，人群和音响的组合更像是一个户外的大型派对，这样的演出虽然几乎没有收益，但却因其多元化的选择，满足了更多乐迷的耳朵。针对国内新作品知者寥寥的现状，叶国辉也有自己的设想：“我们可以走出音乐厅，比如在大学图书馆的走廊、在教学楼的大堂、在录音棚里，我们都可以去演出，让那些新的声音直接面对听众。最后再将那些被大家认可的成功作品搬入剧院上演。”

　　这就是一个绝唱

　　也许我们仍在感叹至今没有第二部《梁祝》这样的作品，或者我们还在寻找契机成就另一个辉煌。

　　一方面，那些技巧繁复或是深沉内省的作品终不能成为大众音乐。对熟悉单线条旋律的广大普通听众来说，着实对更高层次的音响技术没有过多的要求，能够听得懂的，有简单的旋律音调，并且依靠标题来帮助理解才是好的音乐。另一方面，如果以大众为出发点进行创作，必须认识到这些年来国人的耳朵或多或少已被锤炼。在听觉不断发展的情况下，《梁祝》这样的作品只能有一部，任何刻意的模仿都将被审美疲劳所淘汰。对此，郭树荟持有自己的观点，“《梁祝》的出现是天时地利人和的产物，是在特定时代环境下出现的特有的作品。不要再留恋于当初的形式，应该有新的寻找和突破，没有创新就永远走不出囹圄。从这个意义上，让我们忘却《梁祝》，往前走。”

　　“交响乐民族化”也早已不再是一个口号，叶国辉认为，当下在作曲前考虑是否需要“民族化”是很荒谬的，音乐中使用什么技巧、加入什么元素都是自然而然的。当然，作为一个成熟的中国音乐人，他一定会在交响乐中流露出自身传统文化的因素。问题是，从最近三十年来看，“西洋音乐在中国的命运远比中国传统音乐的命运要好，所有学前儿童接触的乐器一般都是西洋乐器，而音乐学院的学生了解的西洋音乐的知识也远比中国传统音乐多。对创作者来说，他们缺失的反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因子”。

　　《梁祝》拥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抗争体现了对于爱情的追求，化蝶则成就了生命的升华，这正是人类最为本真的情感，或许也正是这两点铸就了它在世界范围的成功。同古希腊的“悲剧”一样，观众因为对剧中人物的怜悯和对变幻无常之命运的恐惧，使感情得到净化。悲剧中描写的冲突往往是难以调和的，主人公往往具有坚强不屈的性格和英雄气概，却总是在与命运抗争的过程中遭遇失败。故事所表述的重点并不是纯粹无尽的哀伤，而是对命运的一种认识。然而和古希腊不同的是，中国人在宿命的最后加上了更高升华的体现——化蝶。令人感叹的是，这个曾经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创作阶段差点被删节的片段，最终被保留了下来，由此也使这部作品遭到种种坎坷却仍被传唱。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许多中国“民族性试验”作品乃至之后中国的音乐创作对人性的表述并未引起太多共鸣。由此看来，《梁祝》的确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创举。

　　经典，可能就是这样的令人惆怅。超越总是在理性上体现，却无法在感性上达到。就西方音乐而言，古典主义音乐的完美结构，始终没有磨灭复调音乐在历史上的卓越；19世纪浪漫主义的小品达到唯美艺术的高峰，却没有达到古典主义的严谨与深度；20世纪无论“印象派”还是“简约派”的脚步，终还是回归到了“新古典主义”。从中国音乐艺术来看，虽然没有西方音乐那样流畅的发展体系，但古琴、京昆戏剧这样古朴的艺术形式无论如何都在时代的洪流中存在了下来。因为“经典”是一种对过往的追忆。

　　《梁祝》已然过去，烙印永恒地留在历史长卷上。也许正是“化蝶双飞去红尘，终曲四寂留绝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