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古代打击乐器。盛行于青铜时代，这与当时乐律学、声学和青铜冶铸技术的高度发达分不开。由于青铜钟质料坚实和耐腐蚀，至今虽已历经两三千年，仍能给我们留下古代真实的音响。

钟在古代不仅是乐器，还是地位和权力象征的礼器。王公贵族在朝聘、祭祀等各种仪典、宴飨与日常燕乐中，广泛使用着钟乐。

据《世本》、《礼记》、《吕氏春秋》、《山海经》等文献记载，相传钟由垂、鼓、延、伶伦所造，表明其历史已很久远。在考古发现中，有原始形态的“陶钟”。河南陕县庙底沟仰韶文化遗址（前3900—前3000）陶钟，由细泥红陶制成，光素无饰，有柄，高约9、径约5厘米。其肩部两旁各有小孔与内腔相通，也可能是一件可系舌的铃。陕西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前2800—前2000）陶钟，长方形，柄实，形似商代的铙（《中国音乐史图鉴》Ⅰ—47至48）。湖北天门石家河青龙泉三期文化遗址（前2400左右）陶钟，扁圆形，通高5.6、口径10×7.1厘米。钟体两面阴刻兽面纹。顶部正中有透孔，可系舌。也似铃。上述三件陶制品的腔体横截面均呈非正圆形，有后世铜制钟的特点。

钟在古代“八音”分类法中属金部。《周礼·考工记》“凫氏为钟”一节中，记载了甬钟的各部位名称，现说明如下：甬：钟体上端之柄。衡：甬顶端之平处，与舞面平行。旋：甬上突出的凸带，用以衔斡。斡：悬挂钟体的环，环上有纹饰，有的饰以浮雕或立体的兽头。舞：钟体顶部的平台，与甬相连。枚：篆间突起的乳。景：枚的上端。篆：枚间的纹饰界带。钲：舞下枚、篆中间的部分，居钟体正中，是铭文的主要铸镌处。于：两铣角之间，鼓部下沿。铣：钟体的左右两边。隧：钟体鼓部内膛凹槽。钟体有斡旋的一面为正面。钮钟与甬钟结构相同，区别仅在于舞上所设为钮。

敲击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可发两个频率音，即一钟有两个基频。这两音一般为大小三度音程。钟的发音机制是弯曲板的板振动。由于钟体特有的合瓦形结构，它产生两种基频振动模式。敲击正鼓部时有六条节线，位置在四个侧鼓部和两个铣棱。敲击侧鼓部时有四条节线，位置在两个正鼓部和两个铣棱。钟体两侧的棱在振动中起阻尼和加速衰减的作用，以避免哄鸣声。同时，两振动波相互制约，使“哼音”（时间拖延很长的嗡声）尽快消除。枚也有加速高频衰减的作用。这种巧妙合理的结构设计，使编钟成为可以演奏旋律的大型打击乐器。

古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掌握了节线的走向，并利用改变钟体壁厚的方法在节线敏感部位调节音高。西周钟内壁常见的凹槽和战国钟内壁常见的凸带，即为此而设的。铸钟要经过繁复的工序，音高误差需控制在0—±5音分之内，以保证良好的音质。

钟采用分范合铸法制造。1960年至1963年，山西侯马村古城东周遗址发现三千余块陶范，其中有大量钟、镈的内外范，提供了古代分范合铸法的物证。青铜钟的合金成分是锡青铜，并含有少量铅和其他微量元素。《周礼·考工记》载：“金有六齐，六分其金而锡居其一，谓之钟鼎之齐”。表明当时钟的合金比例已规范化。

钟悬于架上演奏。钟架，古称“簨簴”（Sǔn、jù），横梁为“簨”，也作笋、栒；承托横梁的立柱为“簴”，也作虡、鐻。立柱下方有起稳定作用的“跗座”。由于每组（套）编钟悬钟数目不同，架制也有多种。如一梁二柱（河南信阳楚墓编钟，十三件）；二梁五柱（湖北江陵天星观一号墓编钟，二十二件）；曲尺形二梁三柱（河南固始侯古堆一号墓编镈，八件）；曲尺形七梁十四柱（曾侯乙墓编钟，六十四件）等。有些编钟出土时伴有钟钩、穿钉和敲击钟体的钟棰、钟棒出土。甬钟用钟钩或绳子悬系，钮钟用穿钉悬挂。演奏中小型编钟，用T形木棰；演奏大型钟，用长圆形木棒。以曾侯乙墓为例。其T形钟棰长62厘米、木棒长达215厘米。

迄今为止，先秦编钟的发现数量已相当可观，据1988年的不完全统计，共一百一十六批，一百七十四组，九百零三件（型式、组、件不明者未计在内）。其中有铭文者约四百余件。

春秋中晚期编钟多为九件一组。在西周钟的基础上增铸了低音徵音和商音。在这两音为正鼓音时，其侧鼓音调成大三度的变宫、变徵。从而使整组编钟的正鼓音构成完整的五声音阶，全部音列可构成六声或七声音阶。如河南淅川下寺一号墓（春秋楚墓）出土的一组钮钟。此时期编钟，每钟均发两音，一般已不在侧鼓部铸鸟纹。

战国时期编钟，除仍有九件一组者外，又出现十三件、十四件的组合。

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编钟是迄今发现最庞大的编钟，共六十四件。分三层悬挂在曲尺形钟架上。上层悬挂钮钟三组，十九件；中下两层各悬挂甬钟三组，四十五件。最小者通高20.4厘米，重2.4公斤；最大者通高153.4厘米，重203.4公斤。总重量2500公斤以上。

此编钟音域C—c⁴，约五个八度。在g—c³的中心音区内构成完整的半音阶音列，可以旋宫转调。每件钟体上都有篆体铭文，共约二千八百字，用以标明各钟发音属于何律（调）的阶名及其与楚、晋、齐、周、申等五国或地区各律（调）的对应关系（参见表二至表四）。钟架置于墓室的西面和南面，西架长7.48米，高2.65米；南架长3.35米、高2.73米。中下层立柱为六个青铜佩剑武士。全套编钟气势雄伟、场面壮观。

此编钟的发现大量弥补了文献记载的缺失和不足，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科学价值。它生动地表明了我国春秋战国时期音乐文化和青铜铸造工艺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它是中华民族的瑰宝，在我国和世界考古史、音乐史上都是空前的重大发现。继曾侯乙编钟之后，在湖北随县擂鼓墩二号墓又发现三十六件一组的编钟。

 战国至西汉时期，在我国西南地区，如云南、广西、广东、四川等地遗址中，发现各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双角钮形钟和筒形钟，它们是西南少数民族使用的乐器。

秦汉时期，周朝以来的礼乐制度彻底崩溃，先秦钟磐之乐的繁荣局面也结束了，双音编钟的制作随之消失。

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在咸阳铸钟架的立柱“钟鐻金人十二”，又建“千石之钟”、“万石之鐻”。这种巨大的钟应指朝钟。它是历代皇权君威的象征。随着佛教、道教的兴起，东汉之后，寺庙、道观使用佛钟（又称梵钟）和道钟。现存年代最早的佛钟铸于南北朝时期的陈太建七年（575），现存日本东京井上源太郎处。唐代以后，巨型佛、道钟常由皇帝铸造，如唐长安城（今西安）景龙观内的“景云钟”、北京大钟寺内，明永乐（1403—1424）年间铸造的“永乐大钟”。它们的实际用途是报时打点。永乐大钟高6.94米、下口直径3.3米。重量达46.5吨。至今音响圆润宏亮，可传至数十里。钟体内外用工整楷书铸佛经十七种，计二十二万七千余字。此钟以其宏亮的声响、精湛的铸造工艺和书法艺术驰名中外，有古代“钟王”之誉。

秦汉以后的历代皇帝为恢复周礼古制，也铸造雅乐所用的钟、镈。如南北朝时期，南梁武帝演奏雅乐所用钟磐达二十六架，五百零四件，均十二律俱备。宋代复古之风尤盛，宋徽宗（1101—1125）时，设置掌管音乐的机构“大晟府”，铸编钟十二套，约三百余件，至今，见于著录和流传于世的尚有十余件，其形制仿自当时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出土的春秋时宋国的宋公戌钟。此器名为钟，实为镈。现存故宫博物院的大晟蕤宾钟，通高28厘米、双龙形繁钮、平口，钲、篆、鼓部饰蟠虺纹。正面钲间铭文“大晟”，背面钲间铭文“蕤宾”。音高^＃f¹。

 ^{清代宫廷所用编钟为十六件一组。悬于两层钟架上，每层各悬八件。从倍夷则到应钟，共十二律加四倍律。}

近年，民族乐器厂家、科研单位和民族乐团不断研制和使用仿古编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