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音乐聆赏以来，一直面对的问题就是：一个文化上的华夏子孙，为何谈到比较严肃的音乐就只能谈论西方的古典音乐，而很少谈东方的国乐？

　　我个人的想法是：自从秦始皇焚书后，乐经失传；原本充满爱情性爱的《诗经》还能留下『后妃之德』的附会，完全抽象化的音乐自是难以谈什么礼乐教化了。于是音乐从知识份子阶层开始彻退：我们谈论高级知识份子，会说他以文章著名、以书法著名、以绘画著名，极少『只』因为音乐就著名的。就算是著名的嵇康《广陵散》，老实说，若不是他先以文名成为竹林七贤，否则他的音乐水平会不会有人重视恐怕很可疑。

　　时间到了清朝近代，几首经典级的国乐连作者姓名都不知道；甚至因为不重视记谱的严谨度，连原谱是什么都有一大堆不同版本，演奏起来更是天差地远。琵琶独奏版的《春江花月夜》可说是逍遥意境的第一名曲，但是流行的丝竹版却是味道尽失，到底那一首才是真正的春江花月？《十面埋伏》更惨了，我有十多张《十面埋伏》的唱片版本，每个版本差异都是贝多芬与盖西文的差别、古典乐与摇滚乐的差别......

　　于是面临东西文化交流了，国乐家开始向西方古典音乐借镜。但是立刻遭遇深层文化意识的严重冲突，因为西方古典音乐的深厚传统是建构在『拯救的人生观』：管弦乐的合奏与平衡的目的是产生『走入世间』的美感而不是出世的美感，几乎不能产生任何逍遥意境；音乐的曲式(如奏鸣曲式或赋格曲式)更是西方文化特有的『人神之间的冲突对立』，更不适合国乐。于是国乐西化的结果，往往造成无法平衡两种价值观的彻突，连带难以产生惊人的典范级作品。

　　最后只剩下『吸收了国乐风格的西方古典音乐』留下来，例如黄河钢琴协奏曲、梁祝小提琴协奏曲....这些音乐在本质上完全是西方古典音乐，就好像马勒的《大地之歌》或拉威尔的《鹅妈妈组曲》第三曲，虽然有东方音乐的风格，但是本质上仍然是彻底的西方古典音乐。

　　所以很少严肃聆乐的知识份子谈国乐，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国乐尚没有『成功地』从传统『转化』成现代，就好像新几内亚的原住民得辛辛苦苦面对现代文明一样。因此像我这种在网络上谈论古典音乐十多年的写手，大概只有陈韵琳约略知道我的国乐典藏有多么惊人。问题是，没法写，写不出来，不知道怎么写！因为它的本质就是极度个人化的逍遥内省意境，只有极端亲密的朋友才能相互交流；这就好像广陵散从不弹给外人听一样，所以我会在网络胡吹小提琴的弓法，却不会唬烂琵琶的轮指跟古琴谱的天书琴谱（计算机也打不出来）。

　　真的要谈论国乐，还得等国乐能成功地从传统转化成现代才行。反之，如果谈诗词，这是传统文学最成功的典范，那就很容易谈到东方的文学了。

　　就算拒绝进步，坚持只欣赏传统的国乐古典，照样面临严重的时代脱节问题。现在己是唱片决定音乐欣赏的时代，因此聆赏国乐必需依赖音响器材播放国乐唱片的效果，结果，照样出现音响科学无法表现国乐古典的困境。

　　一般而言，我们现在的音响观与音乐观己经彻底的西化：我们要求音乐要有残响，音质与音色才够丰富；所以发烧录音往往讲究在音质水平高超的教堂中捕捉音响美，或者使用后制加料的方法去模拟教堂中的残响。因此用个简单的说法，这种音响旨趣是『追求直接音与反射音的混合』而产生音乐本身的美感。

　　传统国乐古曲则完全相反。它追求的是一种『从有到无』的意境，也就是说，一个声音发出了，千万不要反射回来，就这样无穷无尽地散发开来溶入大自然。换句话说，如果这种国乐古曲的演奏是在强调反射音的教堂空间，那惨了，很可能会意境全失。

　　使用正确音响来监听国乐唱片的结果，没错，号称是在发烧教堂录下的发烧国乐唱片，通通彻底失去了逍遥意境的旨趣。这样的唱片演奏只能让极少数精英感受成功，一般爱乐者纵使满口逍遥乐天，遇到这种唱片却是完全听不懂，网络上到处可以找到这种实例。

　　国乐古曲里『与大自然合一』的逍遥意境，我的确在『无位格的音乐体验』中，发现从贝多芬第３２号钢琴奏鸣曲第二乐章，再到马勒的第八交响曲《千人》第二乐章、《大地之歌》露一下脸之后，转向法国古典音乐界的丹第（Vincent D'Indy, 1851 ~ 1931），最后在皮尔奈（Gabriel Pierne，1863－1937）彻底发扬光大成为最伟大的艺术。文化素养与华夏同样深厚的法国文化当然可以发展出类似的意境，但是这个路线被现今主宰西方古典音乐界之英美评论家故意忽视，华夏知识份子却随之起舞。反而日本的古典音乐界更重视这个音乐根源，上述法国曲目几乎都可以在日本出版的古典音乐唱片中找到。

　　若进行一个不负责任的推测，传统国乐转化成现代国乐的学习之处，应该在这些充分表现逍遥意境的西方古典音乐作曲技法中。尤其是皮尔奈，欣赏他的音乐不禁油然生起：『这就是国乐！』的艺术体验。其中的音乐技巧都是可以具体谈论的，而 Timpani 这个重视正确录音的厂牌更是把这种『声音发出后从有到无』物理状态捕捉完美。所有的条件与资源都是存在的，只是看看有没有先锋可以走出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