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西麟：中国著名作曲家

追忆谌薇薇大姐的几件事--王西麟

沉痛悼念谌薇薇大姐！

我和谌大姐相识有50多年了！但是几乎没有共同相处过。而友情能够保持下来的原因，因为她是兰州军区文工团的钢琴演奏员，我是兰州军区下属的十一师文工团和军乐队员，而招收我参军的领路人史次欧将军以后又是兰州军区文工团团长，我的一些老战友和她以后在一起的也不少。她的丈夫指挥家瞿干平是从北京总政军乐团下调到兰州后和她结婚的，而瞿和我在1955年的军乐团也认识，这样从兰州军区的一条线和军乐团的一条线，我们互相都知根知底。

虽然我和谌薇薇大姐并没有共同相处过，而且数十年见面也就仅仅几次，但是情谊却很深。她的突然故去我很悲痛。

我第一次认识谌大姐是在1955年5月的兰州。当时是建国后的西北军区（现称兰州军区）举行第一届文艺汇演，我当时是军区下属的十一师文工团和军乐队员，从驻地甘肃南部的临夏，乘大卡车整整一天才到兰州。文艺汇演基本已经结束，我在汇演中获得一个长号独奏一等奖，于是有人说军区文工团有一位弹钢琴的女同志而且是从中央音乐学院毕业的高材生，这是很新鲜的事，我不记得是谁说的又带我去的，于是同去看望，就是现在的慕名拜访。

这是一天的上午，来到的是个不大的四合院，在上面的一排屋的最右边的一间小屋，大约3x5平方米吧，里面一架立式钢琴，大约是她的练琴室。她见我们来了，稍事表示接待，待我们坐下后，她就演奏了一首大型的乐曲。她没有报出曲名，多年后我才回想起那可能是肖邦的降A大调波兰舞曲。她是比较正式的为我们演奏的。她的态度文静平和，气质淑娴，今天回想起来她的气质是属于有教养的音乐界的人士那种型的。她从头到尾没有讲话。这是我第一次听西方古典音乐，第一次听专业钢琴演奏，也可以说是第一次音乐课。但是我当时还是没有开窍的小伙子，仅仅感到新鲜，朦朦冬冬无所悟。

第二次见面已经是1962年了！在我于上海音乐学院的毕业前夕，我用最后一次的学生探亲假从上海回兰州看妈妈。在离家前的一天，我在兰州的新华书店偶然的发现一本极为珍贵的总谱：普罗科菲耶夫的交响合唱《亚历山大。涅夫斯基》！而且是苏联-莱比锡出版的精装版本！这是上海音乐学院图书馆当时也没有的呀！我大喜望外！但是当时身边没有钱买！而且次日马上要回上海了！于是我向书店的工作人员，一个小姑娘，提出请求，我说我想可能在兰州不会有人买这本书，我请她帮助我留下这本极为珍贵的著名作品的总谱，我会尽快购买这本书的。于是我匆匆离开兰州回到上海，又马上忙着离校去北京，到被分配的中央广播乐团报道。经过此番大的变动直到在北京新的工作部门安顿下来，大约一个多月后了，我又想起这本书，不知是否还在？我必须托一位可靠的又懂得我的心情的朋友帮助我。我想到谌薇薇大姐是最可靠的了。于是我写信给她。没想到很快就收到她的回信和妥善包装邮寄的这本总谱，她说她收到我的信后很快找到那个小姑娘，并且买到这本总谱。我大大地感谢了她。但是这时还没有遭到人生变迁坎坷之苦的我，不知道这时的她已经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而已经遭到一次巨大的不幸！我不曾想到过一个远离家庭和没有亲人的身处军中的独身女子是如何经历过那样严酷的政治摧残的，我也没有问候过她和给与她任何关心。就是说我没有给予已经遭到迫害的她任何人间的温暖，但是这本总谱给我的获益却是长久的！直到文革后又直到现在，每当我的这本书仍有友人或学生借去时，我都说了这本书的来历和薇薇大姐的关系。这就是我和薇薇大姐的第二次来往。当时的她穿的仍然是女同志的带裙子的女军装，大约不到30岁，仍然美丽端庄。

第三次见面的时间已经是1978年了！这16年的变迁是巨大的！我自己经过了14年炼狱生涯，深深体验了政治贱民的残酷的苦难。我曾在这些年的多次看望母亲而回到兰州，才知道了她是在兰州军区文工团的文革中受迫害最深的女同志！（另外一个是演奏大提琴的萧天静）但是由于我自己卑贱的政治身份，我没有去也不应该也不可能去看望她和任何老战友。因为政治的划分已经把我打成贱民，时候多年我才知道即使是昔日亲密无间的老战友也说我是“王西麟是一家子反革命”，谁还敢见我？我又敢去见谁呢？直到1978年文革总算结束了，而我是为了看望年迈病危的母亲而急急回到兰州，直到这时我才能见到老战友们，他们也渐渐知道了我的十多年的遭遇和眼前老母病危的苦境，也才有人来关心我的困境。29年前带领我参军的史次欧团长也亲自到医院来看望我母亲。但是我母亲终于故世了！在这样的困境中，我才又一次见到了来医院看我的谌薇薇大姐，十六年不见面的她，她刚见我时一次就拿出40元送给我办理我母的丧事。我一下就落泪了！丧事后我去军区大院她家看望，这才见到她的家和时任指挥的瞿干平，也才见到他们的尚在襁褓中的二儿子。这时才说起她的57年被迫害和文革中的悲惨遭遇，但也还是极为简单而略略提起而已。这次见面后，我安排了后事，匆匆离开兰州回到刚刚借调回来的北京。自己也知道恐怕相当时间不会再回兰州来了！记得他们住的是在二楼的一间长方形的房间，这时的薇薇大姐大约40岁出头，我深深记住了她的仍然美丽清纯，又有着无法掩盖又深深埋着的忧伤的印象，多年仍然清晰。

从1978年我回到北京以来迄今的30年，是我的一生真正从事我的交响乐创作专业工作的阶段。我在各种交错的繁忙和矛盾的压迫下苦恼着、沉浮着和进步着，我却一直没有忘记寻找谌薇薇大姐。最早听说她们夫妇全家已经离开兰州军区由军队转业到去了湖北随县，这个消息虽然被几次证实，但是再也没法打听到具体部门了。而且凡是说起她的老战友们，无一不对她的悲惨遭遇感叹不已！不但西北军区，而且北京军区文艺界的知道她的人们，也同样无不如此！如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转业下来的北京歌舞团李湘林团长，是把我调进北京的主要执行人，在我提到谌薇薇时，他每次都感慨不已的说她被整的很惨！但是到底如何惨，人们却又说不出了！这样于是又到了2006年，已经是28年后了，我才又次回到兰州看望我的被打成右派又升级为现反被关押22年的老姐，同时也见到了已经退休的兰州军区文化部长、1949年招收我参军的领路人史次欧将军，我们又再次共同说到她。也是这时我才从原武汉军区军乐队长梁良同志打问到他们指挥家的同行瞿干平，得知他已经故世了！又由梁良的夫人钢琴家顾子钰才得知她大儿子的地址和电话，这样才终于找到谌薇薇！于是开始了无数次的电话长谈！

直到这时我才惊讶的发现原来她对音乐界的情况很熟悉！正如我的估计的那样，她果然是从小就在上海学钢琴，1949年后在当时天津的中央音乐学院师从著名钢琴教授朱工一先生学习，成绩突出，1955年由于和1934年参军的老红军、当时在音乐远的干部进修班学习的在职的有才能的音乐干部宋杨同志结婚，也为了支援边远的兰州军区文工团而来到文化落后的大西北，但是却不是作为独奏演员，而是作为舞蹈队的钢琴伴奏，已经是大大屈才了！因为当时的西北军区文工团虽然是大军区，但是的确文化还是很落后的，对西方古典音乐很陌生，也不懂得钢琴家如何发挥作用。于是不到二年后的1957年就莫名其糊涂的划成“中右分子”，和她的也被打成右派的丈夫宋阳同志也离婚了！不料到了文革，她又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其原因据说由于一位高级干部看上了她，而她坚决不同意，于是被极大的报复迫害。中国的所有女性被迫害者，都在女性的人身侮辱上特别残酷的蹂躏，据说她被用直升飞机撒传单污蔑她的声誉。她还被投入平凉的劳改农场，多年干着粗重的劳动，所幸有当时的个别管理人员还同情她而能苟活。她说她不愿说这些可怕的旧事，因为说了就要不断的做噩梦。所以她究竟受了多大的苦，谁愿意去揭开伤疤去细细调查深深问询啊！我曾经提请她自己写下回忆录留给历史，但是她说她实在没有这样的勇气和力气了！于是这些最最可怕的最最残酷的实事细节，也就被历史带走了！

2006年我经过深圳，我特意停留参观她的新居，见到饱经风霜坎坷的已经70岁出头的她。从此我每次经过深圳，我们都约见相聚。正好 2006年12月要举办我的创作50年的音乐会，我请她参加。她仍然以她固有的热忱为我联络了离散多年的老战友老首长，起草了对他们的感谢信;她亲自来到北京参加音乐会和次日的音乐界为我举办的座谈会，还以老战友的身份发言。我看得出她的兴奋和欣慰之情。对我来说，这是使她能有回到音乐界中心的喜悦。我特别希望能使她高兴，为了对她的自从毕业后就被迫远离了音乐生活的中心的孤寂有些微的弥补。我为她的高兴而高兴，但是也深深感到这些远远不能摆平她的被夺去了的投入音乐的愉快的万分之一而隐隐的痛苦。

薇薇大姐最后20年是深圳幼儿钢琴教育师资队伍中的突出的一位，她的敬业和责任心，她的艺术热忱，她的博大的爱心，为此而受到人们广泛的尊敬。但是我想：从她音乐学院毕业到文革结束的近20年最美好的岁月，在文化落后的西北甘肃，本来应该充分发挥音乐艺术教育的最好的年龄和最好的才华，是怎样的历史原因被活活的摧残了！难道我们不应提出这样的历史的责问吗？

她曾对我说过：“我不能回忆！因为想起就要作噩梦！”她还说过：”我在那些年代里，我想我绝不能被逼成疯子！“这也使我联想：一个孤身的女音乐家，在西北的劳改农场的无数个孤寂的黑夜里，她想的是什么？她又有怎样的期望？是怎样的信念支持她活下来的？她是一位不懂政治的清纯的音乐人，而且她是一位真正的充满爱心的人，为何能被政治残酷的数十年之久的无辜的迫害？她是死里逃生的啊！

仅以此文悼念谌薇薇大姐！

王西麟2012.4.17 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