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即以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交响曲、奏鸣曲、室内乐为主要标志所形成的音乐风格、艺术特征及美学思想等，国内外已出版的音乐史论、教科书、音乐辞典早已有公认的注释和评价，无庸赘述。当今提出“为古典音乐正名”似乎是多此一举，危言耸听。 

　　1986年，笔者曾针对《中国青年报》文艺部编辑谭明的《古典音乐的发展与现代音乐思潮》一文^①，拟定此提纲撰写一篇商榷的文章，因忙于教学无暇完稿。这位热衷于流行通俗歌曲的音乐爱好者，其笔锋所向不仅是极左的文艺思想，主要在于否定古典音乐的艺术价值和典范意义。他把古典音乐置于十八世纪中叶欧洲工业革命时代，将古典音乐作曲家比作工程师，其作品是蓝图设计，演奏家是工人，指挥家是装配师，创作乐谱是蓝图规定的尺寸，演奏是零件（旋律）的加工。古典音乐创作所体现的系统性、规范性和专业性等都是现代工业实施的那些工厂化的组织原则。随着时代的发展，古典音乐作为精神产品在音乐消费市场的消亡是不可避免的，流行通俗歌曲取而代之是必然的。 

　　2003年，国内翻译出版了诺曼·莱布雷希特著的《谁杀了古典音乐》（Who Killed Classcal Music，1996）。这位英国知名的音乐评论家收集极其丰富的资料，从十五个方面揭露西方音乐表演、经纪、版权、企业、文化部门等等联手把古典音乐搞成金钱游戏，使音乐品质沦丧而流失听众，促使古典音乐灭亡。他鄙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虚伪，认为人性沉沦，音乐家名利熏心，经纪人丧失道德，唱片业唯利是图，政府部门放任自流，破坏了古典音乐健康的生态环境。在第一章，他认定西方音乐界已被：“性、谎言、商业”所摧毁。第二章预言：在千禧年之交，古典音乐陷入灾难之中，在财务、政治和社会的压力下即将没落。“‘终结所有音乐会的音乐会’，看来，就即将要出现了”^②。他的论断惊世骇俗，令人震撼。 

　　2004年12月10日《音乐信息》第45期刊登以《西方古典音乐上座率堪忧》为题的报道：蒙特威尔第（1567—1643）的歌剧《奥菲欧》（1607）在北京保利剧院演出，观众还不到一半；“英雄三重奏组”在中山音乐堂演奏贝多芬的C大调三重协奏曲（Op.56，1804），座位席上只有三分之一的听众；一位正在读法律的大学生在北京音乐节花了60元买了便宜的门票看了一场演出，足够他全家采购3个星期的鸡蛋和蔬菜，他十分感慨地说：“我认为，西方古典音乐十分有益于陶冶人们的情操。但是现在似乎只有有钱人才能听这种音乐会”^③。 

　　上述的论断及报道，令笔者感到困惑不解，古典音乐在中国、在欧美是否已经临界于消亡的境地？通俗流行音乐在全球范围的传播是否意味着古典音乐已经丧失其艺术价值与审美意义？古典音乐在经济大潮中是否已经变成文化商品而被淘汰？如此等等，我们值得去思考、寻求答案。 

　　按照中国历代辞义的注释，“古典”是指古代的典章法式，后又泛指古代流传下来而被后人奉为经典性或代表性的作品。现在通用英语Classic一词，包含着最优秀的、第一流的、经典的词意。用复数为名词则指大艺术家、经典作家、文豪之意。其词源于拉丁文Classicus，指水平最高的作家，汉译包含着“典范”的意思。法语、德语、意语均词意相同。 
　　古典音乐Classical music泛指过去时代具有典范意义或代表性的音乐作品，西方音乐学者通常将巴赫到贝多芬早期的作品称为“古典音乐”，以区分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兴起的浪漫主义音乐。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初由海顿、莫扎特和贝多芬相继形成的“维也纳古典乐派”的风格及其创作成就，堪称古典音乐的典范。各国古典音乐的形成有不同的文化历史背景，有不同的特点和发展进程，然而不论哪一种古典音乐都是过去时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专业艺术音乐勃兴发展的必然，标志着一个时代音乐创作最高的成就。 

　　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作品之所以具有经典的艺术价值和长青的艺术生命力，体现在其音乐形式的严谨、乐思的清晰、技艺的精巧、重情感表现的“狂飙精神”和具有理性与逻辑思维特征的庞大的音乐构思。不论是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的作品都充分地体现出从启蒙思想运动到法国大革命的不同时代风貌和崇高深邃的哲理思想及艺术理想。他们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与明朗、奋进的乐观主义相结合的时代精神继承和发展了德奥音乐文化传统，在器乐领域内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创新。按照不同内容与形式，将功能和声手法与原则加以极大的发展，又广泛地运用高度发展的复调对位技巧，呈示出不同的音乐主题在对比中的相互渗透及其戏剧性矛盾冲突的发展，尤其是贝多芬将戏剧的法则运用到器乐创作中，在简洁、短小的主题动机对比和发展的基础上创造出宏大规模的音乐作品。音乐构思有明显的逻辑性与标题性，凸现出交响曲、奏鸣曲的动力性、对比性与冲突性的体裁形式的特点，能够表现出思想内容矛盾斗争的尖锐化和不断深化而复杂的情感体验。在器乐体裁形式创作上开拓新的音乐思维方式，生动地描写人的内心世界，刻画反映人的复杂的心理活动，将专业艺术音乐创作推向更高的艺术境界，净化人们的精神世界。 

　　二百多年来，作曲技法千变万化，音乐流派风格不断标新更迭，从有调性、泛调性变异到无调性、多调性。二十世纪以来，音乐构成要素在现代先锋派音乐创作中已失掉原来传统美学概念的内涵，“唯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促使音乐思维变化，尤其是电子音乐的发展使音响具有极为丰富的多样性的表现，作曲家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地进行作曲。然而，西方更多的作曲家依然以古典音乐传统基本法则作为音乐创作的准绳。他们崇尚传统典范，注重音乐逻辑的理念，追求个性的艺术表现，不断探索音乐特性与规律。有一些作曲家面对听众的听觉审美要求，没有放弃调性原则，形式讲究对称章法，主题旋律鲜明，和声富于变化，配器注重色彩，音乐陈述层次清楚，趋向标题性的构思，他们的艺术意向没有背离古典音乐传统所确立的法则。 

　　音乐创作、音乐表演终究在于供人们通过听觉获得审美享受，是为人们听音乐的耳朵而创造的。没有听众，音乐便没有任何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当今，世界著名的交响乐团和管弦乐团有117个，其中建于十九世纪而有一百多年悠久历史的乐团19个。在这些乐团担任音乐总监和音乐指导的著名的指挥家有102位，他们指挥演出的曲目极为丰富，灌制的唱片数以万计，其中古典音乐作品和浪漫主义前期音乐作品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为弘扬和传播古典音乐传统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在欧美掀起一股复兴“古乐”（Reviral of Historic Music Performance）的浪潮，有一些指挥家、演奏家和歌唱家热衷于中世纪、文艺复兴、巴罗克和古典乐派风格作品的表演，不仅严格地按照原版乐谱演奏、演唱，还用复原的或复制的原样乐器以及演奏、演唱的方法，力求恢复原有的表演形式和交响效果的历史原貌，受到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澳大利亚大提琴家、指挥家尼格劳斯·哈农库特（Nikolans Harnoncourt，1929—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切契莉亚·芭尔托莉（Cecilia Bartoli，1966— ）是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他们录制的唱片、影视光碟风靡全世界，引发人们欣赏“古乐”的浓厚兴趣。由此可见，所谓“古典音乐衰亡”的武断是杞人忧天的主观臆测，夸大了市场经济对古典音乐传播的制约和人们趋向物化思维的能量。 

　  自1877年爱迪生（Thomas Edison，1847—1931）在美国发明留声机传播音乐以后，唱片成了传播古典音乐主要的媒介载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激光数码唱片（CD）开始风行世界，九十年代激光数码影视片（VCD、DVD）相继问世，以日益精确和完善的录音、录像技术，为各种音乐表演传播提供现代先进的通讯工具和设备，使古典音乐在内的专业艺术音乐传播获得前所未有的群众基础。对于广大音乐爱好者来讲，古典音乐早已不再是昔日那种仅供少数人聆听欣赏的“阳春白雪”似的音乐品种了。 
　　当然，莱布雷希特在他的书中所列述的古典音乐商品化的严重状况，亦是有目共睹的。高额的利润追求导致“金钱腐化音乐心灵”^④。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音乐出版商、剧院经理、音乐演出经纪人和乐评人形成一种行业，他们利用手中掌握的财力权势和舆论，出于赚钱的目的，在一定的范围内左右着音乐的传播和交流。他们进行的是企业优胜劣汰的竞争，丝毫导致不了古典音乐的“灭亡”。相反，当今随着电子技术迅速发展，宽频网络日益风行起来，古典音乐的传播必然以崭新的姿态流传下去，更加普及到广大民众之中。 

　　中国的国情和文化历史不同，解放前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音乐教育的滞后，解放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极左路线的制约，不仅中国传统的古典音乐得不到重视，西方古典音乐也未能获得广泛的传播，冠以封建的、资产阶级的音乐文化的“罪名”加以鞭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家文艺政策的调整，音乐教育迅速的发展，中外音乐文化频繁的交流，尤其是音乐院校、师范音乐系科普遍开设中外音乐史和音乐欣赏课程，通过唱片、录音带或数码光碟，使青少年学生有机会聆听到古典音乐。然而由于中国大陆各种文化、教育、经济条件的限制，古典音乐传播的范围相当狭小，对大多数音乐爱好者来讲仍然是陌生的、难以深入领会的乐种。不少人对古典音乐的艺术价值和经典意义一无所知，谈不上有什么理解。

   相反，二十多年来国内外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使通俗流行音乐像开闸的洪水浸漫到城镇、乡村各个角落，使亿万青少年陶醉在这种宣泄感情而寻求刺激的商品化的音乐之中。这倒是笔者感到忧虑的现实问题。我们讨论和探讨当今西方音乐史学的教学课题，需要正视我国音乐传播的现状，结合教学、研究去推动中国音乐文化的进步和发展。